核心提示：康有为是发动变法的人，当自有他的贡献。这话也不错。只是，这贡献一直被夸大。研究戊戌变法的专家茅海建就指出康有为自编年谱颇多编造，要读它“须得处处小心”。一个人的自编年谱使后世学者这样看待，真是难堪。后来有研究者说，就是当时在革新派里或者在守旧派里，康有为的理论影响也都极有限。他的学术地位、声望、修养都难胜任学界领袖的地位。
本文摘自：《太原日报》2010年8月9日第11版，作者：李国涛，原题：《寻找戊戌变法的领袖》
关于戊戌变法的事，百年以来都是个热门话题，不过疑点重重，“说也说不清楚”。我也对它有兴趣，但只是粗略知道一点故事，大而厚的资料也无力去读。前几年得到一册姜鸣的《天公不语对棋局》，此书出版于2006年，是一本关于“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的论文集，谈得深入浅出，如写游记，又如讲故事，但不是“戏说”，总是言之有据。这书里就有一文专门揭示，康有为的所谓“公车上书”原是莫须有的事情。康说他组织一批举人上书，由他执笔，写好上奏皇帝。但是，在哪里聚会，哪里上奏，都说不清。这事件也没有任何证据材料，只由康有为一人说了又说。姜鸣说，“事实是，康有为的‘万言书’根本没有去递”，“顶多只能称作‘公车集会’或‘公车拟上书’而已。”姜鸣的结论是：这是“康有为对历史的一次成功的大欺骗”。后来梁启超也说他自己的《戊戌政变记》一书“不免将真迹放大”，其实还远不止“放大”。康有为还有一个大谎言，就是所谓的“衣带诏”，意思是说，在光绪皇帝以为自身危机时，曾有绝密的诏书，交康有为带出，与变法的重要人物杨锐、谭嗣同等人商量对策。姜鸣考证，绝无此事。所谓“衣带诏”是有的，但是是在会见杨锐时写给杨锐的，上面有“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等语，那个“尔”就是指杨锐。其中并未提康有为的名字。后来康有为自己说，他是受此“衣带诏”的人。戊戌变法后，他以为诏书上提到的人都已死去，死无对证。但是想不到的是，杨锐被杀后，他的儿子杨庆昶扶柩回四川时，将诏书缝到四川举人黄尚毅的衣领中，带回老家，后来又拿出来。皇帝的手书，是铁证，伪造不了。于是，“衣带诏”之事乃大白于天下。我记得年轻时读过康有为的诗，有句云“孤臣辜负衣带诏，碧海青天夜夜心”，使我深受感动。现在想来，也是被骗了。
我看到谈康有为事最细致而有味的，要数台湾学者高阳在《两朝帝师翁同龢》一书里所说。当时康有为地位很低，对宫中之事尚不熟悉，朝廷规矩也未弄懂，所以在《自编年谱》里就常“信口开河”，大撒其谎，令人失笑。如康说：“上（即皇上）有点心赏近支王公大臣，太后亦剖看，视有密诏否。”高阳说：康有为都不知道翁同龢是每天可以见到皇帝的，如有密诏，对面可语，干嘛要夹到点心里？如要夹入点心，那要到厨房下手脚，不是更麻烦得多？此实可笑也。
但是，康有为是发动变法的人，当自有他的贡献。这话也不错。只是，这贡献一直被夸大。研究戊戌变法的专家茅海建就指出康有为自编年谱颇多编造，要读它“须得处处小心”。一个人的自编年谱使后世学者这样看待，真是难堪。后来有研究者说，就是当时在革新派里或者在守旧派里，康有为的理论影响也都极有限。他的学术地位、声望、修养都难胜任学界领袖的地位。
那么，在如此一个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里，总该有一位领导者或领袖吧？在戊戌变法中，他该是谁呢？以前人们甚至把戊戌变法称为“康梁变法”，现在被否定了。谁该是领袖？翁同龢？他在变法一开始就被革职返乡了。谭嗣同？地位和实力都不够。好像变法派里就没人了。这不合情理。最近读余音著《百年黄昏》，这是一本关于戊戌变法的专著。此书写得深入浅出，极为有趣。但资料很多，每有说，必引证。当然也不是说此著就是权威定论。这书里有一章题为《究竟谁是变法的领袖》，反掉康、梁以后，说“光绪才是唯一真正的领袖”。其理由是：有变法的思想基础，不愿做亡国之君；具有一套变法理论，干起来不守成规；有变法的魄力和决心，敢于大干。建立了京师大学堂，就是以后的北京大学，此即是大大一件成就。当然，他缺少执政的能力，没有相应的势力和人才，而且有些乱干，比如诏书一日下达几十种，弄得上下乱哄哄。而以慈禧为首的反对派则有真刀真枪和权势。所以光绪很快失败了。我想，以如此无力的领袖来领导一次变法，也只能如此，否则，轻易成功了，倒是怪事。学者杨天石论文集《晚清史事》中有一文《翁同龢罢官问题考察》，其结论是“罢免翁同龢出于光绪皇帝本意”。因为后来的翁同龢屡次与光绪帝意见相左，且与之对抗，光绪就不能容忍，按说，翁是光绪的师傅，也是铁杆支持者。但是在变法问题上相左，就不能容忍。杨天石引的这一则材料是张謇的儿子张孝若说的，张謇是翁的弟子，回乡后仍多联系，所言应当是比较可靠。平常我们都以为处理翁同龢是慈禧所逼，或是故意做给慈禧看的让步之举。其实不是。这也证明：缺少经验和实力的光绪皇帝是这次夭折变法的真正领袖。余音这本《百年黄昏》的副题是“回到戊戌变法历史现场”，我想，也许我们看到了那个“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