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文史春秋》2009年04期 作者：渝文 原题为《民国“错中错”的“刺蒋杀宋”疑案》
孙科是孙中山的独生子，为了争夺国民政府主席一职，他两次出巨款请号称“江淮大侠”的暗杀大王及“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潜上庐山行刺蒋介石。事败后，他又策划行刺宋子文。与此同时，日本军部正密谋刺杀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制造侵略中国的借口。于是，在“江淮大侠”的子弹射向宋子文的同时，青红帮的枪口也对准了重光公使……
两份完全不同的回忆录
1931年7月24日上海《申报》载：“财政部长宋子文偕机要秘书唐腴胪及侍卫六人，昨晨七时由京乘快车抵沪。宋等下车后步出月台，方入该大厅，过问讯处，在候车室门前，突有暴徒多名抽出手榴弹、盒子枪、手枪向宋猛掷。宋之卫士亦拔枪还击，一时子弹横飞，烟雾迷漫，北站大厅忽变战场。当时正值旅客出站，闻声后四散惊走，秩序大乱。结果，宋氏以身幸免，秘书唐腴胪则身中三弹，于昨午十一时三十分因伤重殒命。”
此次行刺事件的内幕到底如何？战后，当时的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在他的《外交回忆录》中阐明事实真相：“(那时)日本樱会军官集团的一些人在上海不断进行策动，想要在日华之间挑起事端……当时的驻华公使馆陆军武官辅佐官田中隆吉大尉也是其中的一员。”“因为我是他们策动计划的障碍，所以他曾想杀死我。田中大尉想在宋子文和我搭乘同一列车到达上海站并肩走过来的时候，让他们开枪射击。直接进行暗杀的人是当时上海恐怖团体青红帮。但是我们日本公使一行人提前走出了车站，得以幸免于难。”重光葵还指出，在事情发生的当时，就有人觉察到这是日本军官的阴谋，并且在日本做过报道，战后田中隆吉还亲口告诉他当时的详细情况。
然而，过了半个世纪，同此事有直接关系的王亚樵的胞弟王述樵，在他的回忆录中却说，是孙科派马超俊到上海，商请王亚樵刺杀宋子文的。经费由马超俊负责；刺宋行动由王亚樵负责；上海方面由华克之负责；往来京沪联络由王亚樵的挚友洪耀斗负责。参与刺宋的人员还有郑抱真、张慧中……
1931年7月23日上午7时08分，宋子文下车时，华克之即嘱部下开枪，不意宋与秘书唐腴胪均着白哔叽西装，戴拿破仑帽，因分辨不清，误将唐腴胪击毙。
在叙述同一历史事件时，两份回忆录出入如此之大，究竟哪个是真实的？此次暗杀的谋划者究竟是田中隆吉还是王亚樵？枪击的对象是重光葵还是宋子文？枪击的幕后牵线人是孙科还是日本军部？误击唐腴胪的，是王亚樵的人还是田中隆吉的人？
现在，经过匡费时日的会集、鉴别中日双方的资料，特别是对于惟一了解事件始末的郑抱真遗留资料的整理，加上对其后人的深入探访，终于揭开这一疑案重重笼罩的面纱……
日本特务麇集上海
1931年春，垂涎中国“满蒙”已久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经过准备之后，一切基本就绪，侵略中国东北的纲领性行动文件《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和《1931年度形势判断》已经下达，发动事变的班子已经组成，进攻时间表也大体定了下来。
但是，日本的陆军谋略家认为，中国军队的数量远远超过日军，日军仅在“满洲”一地进军作战怕难以保证在短期内占领并巩固偌大一块地方，反而会引来中国军队的驰援，因而必须开展谋略，钳制中国关内特别是南方的反日军队。
为此，军部第二部派出土肥原贤二去华北，拉拢石友三反对张学良，使他的军队不能回防；同时将号称“魔法军人”的田中隆吉从华北调往上海日本总领事馆，密令他在上海挑起一场“假战争”(有限战争)作为佯攻，策应陆军在“满洲”的行动。
田中隆吉一到上海，便通过军中的“樱会”要来“天剑党”(军中暗杀组织)的宪兵大尉重藤千春作助手，率领极右反华帮会“太平洋军团”、“在华青年同志会”成员秘密准备，拟在上海制造一起重大事件，挑起军事冲突。
考虑到发生一般问题不易激起日本本土反华仇华的狂热情绪，田中隆吉决定雇佣中国青红帮流氓暗杀重光公使，然后栽赃给中国，以此刺激日本内阁尽快批准出兵。
田中隆吉之所以要选重光公使作为暗杀目标，也还因为重光葵那时执行“币原外交路线”，反对使用武力，反对田中隆吉策动阴谋行动，主张以经济渗透的方式巩固和扩大日本在华的权益和影响，因而“成为他们计划的障碍”。此前，前任日本驻华公使佐分利贞男便是因为执行同一路线而被军部暗杀，现在该轮到重光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