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主持黄埔军校开学典礼后，同蒋介石(中)、何应钦(左)、王柏龄(右)合影 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蒋介石传》 作者：布赖恩·克罗泽 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展开了一场争夺继承权的斗争。在开始的时候，蒋介石算不上一个真正的竞争者。
权力在汪精卫、胡汉民和廖仲恺三人中角逐，因为孙中山生前认定他的同乡广东人比其他省份的人更聪明，更富于革命性，不想外省的一匹“黑马”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孙中山一边与当时的背叛和种种欺骗行为进行斗争，一边继续带头表现出高尚的品质和对他人的淳朴的信任。其他人似乎并不急于仿效他，在他58岁及随后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他再次将精力集中到基本理想的实现上。
每个人都知道孙的革命意味着推翻清朝统治，取消不平等条约，保障中国的主权和统一。但这些雄心抱负是模糊不清的。
少数完全坚持自己思想观念的共产党人参加了国民党，这些共产党人知道自己所要做的是什么，并且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在立法措施上得到了良好的指导。然而，什么是国民党自己要做的呢？什么是国民党自己所确切主张和坚持的呢？
孙博士的三项原则——三民主义——已得到表述，但却未得到解释。他目前正试图通过持续数月的每周一次的系列演说来弥补这个不足。
孙逸仙曾被批评为一个空洞贫乏的理想主义者，但这种批评并不完全公正。
由于中国语言的特点，使三项原则本身的确切含义显得含混不清。
第一项原则——通常被解释为民族主义，在中文里其字面含义是种族，而更广泛的含义则是强调国家的团结统一；第二项原则通常被称为民主主义，它有着两个类似于第一项原则的中国汉字：民权，意思是人民的权利；至于第三项原则“民生”，它有时被描述成社会福利或社会主义，并且孙博士本人就曾论述说它并不比共产主义逊色，但民生的字面含义无疑更接近其原来的精神。
孙博士试图吸收包括像卢梭、杰佛逊、马克思等人在内的外来的政治思想，使之适应中国的历史经验和实际条件。尽管孙逸仙所做的关于三顶原则的十四次演说只是偶尔才显示出朴实真切，而且无法与体现政治哲学家才智的最伟大的著作相比，但它仍不失为凝聚中国人民共同情感的好方法。
孙博士对中国和西方制度进行的最有独创性的结合是政权结构的新形式，即五权分立的政府，其五个分支机构是立法、司法、行政、考试和监察。虽然，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经选举而产生的委员会(中文称“院”)，但人民主要是通过运用以下四项“权力”来实现其主权的：投票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一个严重的不足是孙博士没有制定任何细节来详细阐明人们怎样使用上述四种权力。
在当时混乱和野蛮行径充斥的情况下，孙博士的政治主张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然而，在1924年，对孙博士来说主要的问题并不是如何规划他那遥遥无望的三民主义乌托邦，而是如何有效地控制和领导他所发起的这场革命。
他在1924年4月12日颁布的“民族复兴大纲”中简单叙述了其革命的方法，这个大纲制定了运用武力排除障碍、以和平方式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以及避免阶级斗争和社会动荡的原则。
蒋则把这一大纲称为“国民革命基本宪章”，并在孙中山去世后援引该宪章作为其屠杀共产主义者的根据。
尽管勉强存在同军阀及其雇佣军进行合作的机会，但孙仍主要寄希望于黄埔军校。蒋介石曾拒绝在军校工作以表现他似乎对此漠不关心，然而一旦他开始从事这项工作，他便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很明显，黄埔军校校长这一职务是他获取大权的一个台阶。
在当时，蒋的资历以及政治上的天生弱点使他还不能进入更高的国民党政治决策机构，不论人们是征求他的意见还是仅仅采纳他的建议，他的主张都不可能被当做命令来执行，但作为被任命来训练未来的国家军队的人，他的影响则在逐步扩大，他至少已开始组建一支军队，使之听命于实际存在的中央权威，而不是满足某个军阀的强权和贪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