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文史天地》杂志2009年第8期，作者：相京，原题：《蒋介石对溥仪的三副面孔》
蒋介石与溥仪，这两位近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虽然长期在政治舞台上“同台演出”，极尽呼风唤雨之能，现实中两人却是从未谋面、形同陌路，翻看各种史籍，即便是稗官野史，也从无半点两人直接交往的蛛丝马迹可寻。
倒是美国的《时代周刊》别开生面，在1936年2月24日的刊物上，将蒋介石与溥仪两人的肖像并列于封面之上，再加上日本天皇和苏联的斯大林，称之为远东四大“元首”，认为这四个人是解决当时所谓远东危机的关键人物，给历史留下了有趣的一笔。事实上，蒋介石对溥仪这位末代皇帝的态度，有一个微妙的转变过程，从不闻不问到敷衍搪塞，以至于欲拉拢利用，可谓一波三折，相当耐人寻味。
东陵盗墓事件，蒋介石不闻不问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软禁了贿选总统曹锟，废止了《清室优待条件》，将刚满19岁的溥仪逐出了紫禁城。在日本的策动下，溥仪辗转逃往天津日本租界内的张园居住，挂起了“清室驻天津办事处”的招牌，重新建立起了自己的小朝廷，用的还是宣统的年号。在张园，溥仪频频与一些别具野心的遗老遗少、军阀政客密谋策划，争取恢复《清室优待条件》、重返紫禁城，企图通过“复号还宫”进而实现复辟大清王朝的大计，而此时37岁的蒋介石正奉孙中山之命在广州筹组黄埔军官学校，在政治舞台上仅仅算是崭露头角而已。
由于溥仪被逐出宫后，曾以“清室内务府”的名义致函孙中山，申诉“大清”“让出政权”的作用，申诉《清室优待条件》的法律性，想让孙先生说句话，恢复清室优待条件，遭到了孙中山严厉的驳斥，因此溥仪对当时势力尚在广东一隅的国民党毫无好感可言。然而出乎溥仪的意料，仅仅不到4年的时间，蒋介石就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身份率军北伐成功，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成为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正当溥仪被日本人“保护”在天津日租界里，淡出人们的视野之际，震惊中外的东陵盗墓事件发生了，使得溥仪被迫与他极不喜欢的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打了一次交道。
1928年7月，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的孙殿英以军事演习为借口，对清东陵中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的陵墓进行了盗掘，墓内大量的随葬珠宝被洗劫一空。由于当时时局混乱、信息不畅，东陵被盗一个多月，一直不被外界所知。直到南京《中央日报》8月13日报道了“匪军掘盗东陵的惨状”，此事才轰动全国，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特大新闻。消息传到张园，溥仪所受的刺激比当年被冯玉祥逼出紫禁城还要严重。他嚎啕大哭，立刻在张园为乾隆和慈禧搭起了灵堂，进行祭祀。溥仪跪在灵堂前，满脸泪水向灵牌磕头发誓：“列祖列宗在上，我发誓，不报此仇，便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守灵期间溥仪席地而眠，还亲自派载泽等皇族前往东陵重殓。众人眼目所及，原来富丽堂皇的皇陵地宫内早已空空如也，残破的棺木和碎衣烂衫扔满一地，慈禧的尸体被扔在西北角，伏在破棺椁盖上。当翻转尸身时，遍体长满白毛，口角处还有残破。见此惨状，载泽等无不痛心疾首，将慈禧及裕陵内乾隆帝、后、妃尸骨重新殓葬后掩埋了洞口，而后返回天津，向溥仪禀报东陵实情。悲痛过后，溥仪做出决定，以清室和遗老的名义向蒋介石和平津卫戍司令阎锡山以及各报馆发出通电，要求惩办孙殿英，要求当局赔修陵墓。
此时的蒋介石还陶醉在北伐胜利、“统一”的欢呼中，认为溥仪毫无实力可言，对他极不重视，但迫于舆论压力，蒋介石还是下令平津卫戍司令阎锡山查办此事，处理善后事宜，孙殿英派到北平来的一个师长也被扣押审查。溥仪满以为很快就会破案并惩办凶手，但是很长时间没有下文。原来盗墓之后孙殿英也觉得事态严重，为了逃脱罪责，他四处打点，通过戴笠的关系，孙殿英将所盗物品中最为宝贵的九龙宝剑、夜明珠、翡翠西瓜、各色宝石等分送给了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何应钦等党国要人。于是乎蒋介石表面声言严办，但并未认真处理，溥仪的发誓抗议、设灵祭祀都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此案最终不了了之，孙殿英未受任何惩处。
不知道蒋介石后来是否意识到，他对东陵盗墓事件的处理方式，使得他失去了最好的一次争取溥仪的机会。孙殿英盗掘了清皇陵却可以逍遥法外，使得溥仪在震惊和羞愧之余，复辟、复仇的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同时溥仪也意识到蒋介石的势力和地位已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军阀，在这样一个野心人物的统治下，自己的安全都难以确保，因此溥仪进一步加深了对日本人的幻想与依赖，为他以后叛国投敌的行为深深地埋下了伏笔。
九一八事变后，试图劝阻溥仪出关
1931年日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占领了东北三省100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3000万同胞陷于日寇铁蹄的蹂躏之下。由于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日本政府为了平息舆论，尽快实行殖民统治，急于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为此，关东军先后起草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等计划，策划在东北建立以溥仪为首的满蒙“五族共和”体制的傀儡政权，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亲自赶赴天津面见溥仪进行游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