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血与铁》，作者：老鬼，出版：新星出版社
到了一九六一年初，最严酷的时刻来临了。
真饿呀！同学们见面就聊吃，聊各种解饿之道，什么多喝水，什么少拉屎，什么用皮带勒紧腰，把胃给勒小，并交流着哪个饭馆的粥比较稠，哪个饭馆的面条给得多，哪个饭馆的烧饼个儿大……
尽管在北京大街上你看不见成群的乞丐，也没有一具倒毙街头的饿殍，表面上远没有苏联十月革命后那段饥饿岁月恐怖，社会秩序好得出奇，但每一个北京市民都在挨饿。为多吃一口饭，为少交二两粮票，为搞一点高价的糖块，人们可以绞尽脑汁、机关算尽。
商店里卖食物的柜台空空如洗，往日无人问津的糠萝卜，沾着好些泥巴的干藕也全都消失了。以前堆积如山的大白菜，这一年要按购货本定量供应，多烂的菜帮子都有人抢着捡。每人凭本一个月能买二两白糖。盐、肥皂、芝麻酱、粉丝……也全部凭购货本限量供应。过春节时，为体现党的关怀，每户凭本可买三两瓜子，不要粮票。花生则根本见不着，全都被出口换了外汇。
晚上五六点钟，西单大街上就冷冷清清，行人寥寥无几。饿着肚子，谁有精神逛街？为贯彻市委劳逸结合的指示，学校的体育课、生产劳动课全部停上，老师什么作业也不留，并取消一切课外文体活动。每天下午只上一节课，班会也极少开，让学生们早早地回家。
据官方统计：一九六一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费是八两半，平均每个月还不到一两，是解放以来最低的一年。当时，名义上北京市民一个月能供应二两肉，但根本买不着。常常几个月吃不上肉，肚子里没油水，人就吃得多，中学生一天一斤粮食根本不够吃。
上午上第四节课时，教室里就弥漫着焦躁不安的气氛，连有些女生都坐不住了，屁股扭来扭去的。老师非常理解，下课铃一打，准时下课，一秒钟都不拖延。不等老师离开教室，男女同学们都箭一般冲向食堂，兴奋地喊：“吃饭喽，吃饭喽！”
班里有位伙食委员，一个月一次专门负责统计每人每天的伙食安排，然后报到食堂管理员那里。值日生打饭时按每班每顿饭的总量打。中午有人吃三两，有人吃四两。值日生将主食分到每人碗里，再把菜分到另外一个碗里。我一般都是早三两、午四两、晚三两。我每顿吃完饭后，都要将碗里的饭粒舔得干干净净，而且刷完碗后，还要把刷碗水喝进肚子，将残剩在碗里的菜汤、油星、肉眼看不见的细微饭粒全吃光。可每逢离开饭厅时，依旧有些失落，因为肚子里还很空，半饱都谈不上。看着别人还在吃着、咀嚼着，我就无比羡慕，刹那间觉得大饭厅是世界上最温暖可爱的场所。尽管里面总是弥漫着一股霉烂味儿，但这霉味儿代表着食物，异常地亲切诱人。
我吃饭总是很快，狼吞虎咽，几分钟就结束了。这也是对付饥饿的一个小技巧。吃得快才有充填感，胃突然盛进一堆食物肯定比渐渐往里填更有吃了东西的感觉。所以，单位时间进食量多，对胃神经的刺激才大，因而吃得越快才越解饿、越有饱感。
每天一斤粮食，三顿饭到底怎么分配吃才最不饿？这是我和同学们经常思考、经常切磋的问题。我试过早二两、午四两、晚四两；还试过早四两、午三两、晚三两和早三两、午三两、晚四两……甚至还试过早上不吃饭，中午和晚上各吃半斤，但这一斤粮食无论怎么吃也还是感觉饿。经过反复比较，我依然采用了大家普遍的吃法——三、四、三。为解决上第三节课就饿的问题，我还尝试过早饭只喝三碗粥（一两一碗），不吃干的。这样当时会觉得挺饱，可尿几泡尿后，照样饿。
每个人都被饿得眼冒金星，粮票就等于是生命票，人人都小心翼翼地保存着。到哪儿吃饭都要交粮票成为全国各省市通行的规矩，没粮票寸步难行。无论亲戚朋友之间多亲密，在粮票面前也公事公办，吃多少给多少。哎呀，只有挨过饿的人才知道小小粮票的价值，丢一斤粮票可比丢十块钱还可怕！真的，在大街上你若乞讨钱，还能要到两分五分的；你若乞讨粮票，却不会有人给你一两！因为，这等于是从自己饥肠辘辘的肚子里掏吃的啊！
记得听同学们说过：就有邻居因为丢了一个月的粮票而自杀。
领粮票时，人们得一斤一两地数，两两计较，比到银行取钱还在意，不敢马虎。当时豆芽、豆浆、豆腐、豆制品都极少见，即使有，也要粮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