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从小事件看清末以来的大变局：历史何以至此》，作者：雷颐，出版：山西人民出版社
甲午战争前，清政府一直禁止私人创办新式企业。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巨大震动，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像日本那样发展民族私营企业才是强国的根本。同时，由于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允许外国在华设厂投资，因此也不便继续禁止民间设厂；再加上清政府此时财政极为困难，无力“官办”新式企业。在危机面前，清政府不得不公开改变以前禁止民间办新式企业的政策，颁布了“饬令招商，多设织布、纺绸等局，广为制造”的电旨。1895年8月，光绪皇帝颁布诏书，敕令官办企业“从速变计，招商承办”，更开启了清末官办企业私有化之端绪。这些措施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与之前相比，开始有了较快的发展，中国出现了一个民间兴办新式工业的小浪潮。
清政府此时虽然制定了种种政策、法规，成立了有关机构以奖励、发展私营工商业，使私人企业在这一阶段发展相对较快，但其内部实际上一直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反对私营企业。因此，清廷这时的经济政策是对纺纱、碾米、造酒等等这类对于“国计”影响不大的行业放开民营，而对航运、电报、铁路这类对于“国计”有重大关系、原本“官督商办”企业则一直摇摆不定。因为官督商办是1872年李鸿章为了突破官无资金、不会经商，而有资金、有经商才干的商人没有合法办近代企业之权的困境，“遇到红灯绕道走”想出的一个变通办法。简单地说，就是由政府出面、商人出资办近代企业，“官为维持”、“商为承办”，即官府督办，商人自筹股资，并且具体经营。用今天人们熟悉的语言来说，就是“戴红帽子”。这种企业天生的一个缺陷就是产权不明。对这类企业，清政府内部一直就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国有企业，官家自可任意处置，因为本来就是以政府之名而设，而且在经营过程中得到政府的多种优惠待遇，甚至享有某种垄断权。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私人资本强大之后，将削弱统治者的统治力量。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私人资本强大会使国家富强，朝廷统治基础更加巩固，而且这些企业是商家出资经营，理应为商家所有，国家不应收回；如果收回，应给商人合理的补偿价格。两种政治力量斗来斗去，一时这派占优势，一时那派占上风。直到甲午战后清廷同意发展私营企业，但对“官督商办”企业的“性质”仍无定论。结果必然是清政府在重大经济政策上大幅度摇摆，最终成为清王朝垮台的导火线！
两种力量的激烈较量与斗争，集中表现在“轮电之争”和“铁路之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