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人生与伴侣·新养生》2009年第12期，作者：叶页，原题：《话说古代官员之嫖妓》
官员和妓女，本来是社会地位悬殊的两种人，生活没有交集，但是，历史上，这两种人的关系曾经最为紧密。
细致划分，中国历史上的妓女由宫妓、营妓、官妓、家妓和民妓组成。宫妓是皇宫中服务于皇帝的妓女，营妓是服务于军队军官和士兵的妓女，官妓是服务于各级地方官员的妓女，家妓是达官贵人家庭供养的服务于达官贵人的妓女，而民妓，可能更接近于今天人们所理解的妓女，就是活跃于民间，混迹于社会的妓女。
在这五类类型的妓女中，前三类是国营妓女，按照现在的话说，是体制内的，她们地位卑贱，生活却相当优裕，编入国家正式编制（乐籍），由国家财政供养，当然，也服务于国家和国家象征的皇帝与官僚的需要。至于后两类，相当于个体私营经济。
在中国的历史上，春秋时期的齐国管仲设立国营妓院，收取税金，据说是国家发展妓女事业的开始，后来汉武帝又创立营妓制度，让妓女作为慰安妇为军人服务，体现出雄才大略的皇帝善解人意，关心士卒性苦闷的仁慈心肠。而到了隋朝，隋炀帝设立教坊，广纳歌舞艺人，纵情声色。唐朝沿袭了隋朝的教坊制度，风流皇帝唐玄宗更是扩大教坊机构，教坊艺人达到11409人；他还不满足于此，又设立梨园，极尽荒淫无耻之勾当。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尤其唐玄宗设教坊、置梨园，统4万宫妓作乐以及和杨玉环风流韵事传遍朝野后，各级官员极为羡慕，纷纷仿效。地方上诸道、方镇、府司、州县军镇都设有官妓，每逢节日宴游，迎送官员，招待宾客，都要分配妓女前去歌舞陪侍。
官妓营妓向长官无偿献身被认为是一种义务，她们中出类拔萃的往往被一二把手独占，营妓、官妓为官员们生出孩子的也所在不少。有的官将还为妓女争风吃醋，闹得不可开交。有的官员以妓女送人情，有的贵宾过境，就送妓女侍寝。有的官员看中某个妓女，也可借给他狎玩，如著名诗人，也是大官僚，也被后人怒斥为大淫棍的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就让元稹把杭州歌妓商玲珑借去玩了一个多月，他有不少诗歌充满自豪地记载了他嫖妓宿娼的行径。
当然，官员们白嫖官妓营妓的同时，也决不会放弃到那些为社会人士提供服务的民妓那里寻求享乐，比如唐朝著名诗人杜牧在扬州担任书记时，常常出入扬州妓院，他的上司牛僧儒出于关心，暗地派人跟踪保护达数年之久。
唐朝官员嫖妓宿娼，出入妓院，勾搭妓女，作为风尚，一方面是皇帝的榜样示范作用，而另外的原因是，唐朝科举取士，诗赋是科考的内容之一，诗赋文章做的好，就可以当大官；而作为妓女，逐水草而居本身就是她们的职业特点，官员们就是她们丰盛的水草；而且，她们不仅仅是卖身，她们还卖唱，卖唱是卖身能够卖出好价钱的保障，因为唱得好意味着除了色相之外，还具有更高的艺术造诣，而这是文人官员更为看重的。但唱什么呢？这些金榜题名、才华横溢的进士出身的官员的诗词歌赋显然是她们求之不得的传唱佳作。
对于妓女来说，与这些官员厮混，能得到官员写的诗词，又能通过这些官员的唱和提高知名度，对于官员来说，与比自己老婆漂亮得多，风情得多，文雅得多的妓女厮混，本身就是巨大的人生快事，能够证明自己人生的辉煌，而且还能通过她们的口把诗词传唱出去，这无论对于官员还是妓女都是双赢的策略。唐朝不少著名诗词既是妓女传唱的对象，甚至也因为妓女的传唱而更加流传久远。到了宋朝，那个著名的词人柳永，成为妓女们不惜重金争相服务的对象，只可惜宋朝已经反对官员嫖妓，柳永与妓女的关系影响了他在仕途的发展，只好奉旨填词终了一生。
宋元时期，理学兴起，重视男女之防，对于官员狎妓有所限制，规定妓女只能为官员提供歌舞和陪酒这类活动，不能提供性服务，违者要受到各种处分。这种规定执行起来一定有难度，因为私下的交易似乎很难被发现。事实上地方军政行政长官私下命令地方官妓提供性服务的仍很普遍，不过，官员像唐朝那样公开要求妓女献身，并以这种交易为风流倜傥而骄傲自豪的风气，算是被转变了。
到了明朝，朱元璋同样禁止官妓向官员提供服务，让一些官妓面向市场，向社会提供服务以增加财政收入。官员不能从妓女那里得到性服务，官员对于妓女的态度也开始冷落，官妓营妓的经费也成为问题，她们不得不向市场化服务转变，中国的妓女的市场化从此开始了，中国妓女以官营为主向民营主导过渡。
到了清朝，雍正皇帝下令全国废除乐籍制度，国家不再正式供养妓女。官员嫖妓在制度上是被禁止的，但不可能被禁绝。只是，没有了国家财政供养的官营妓女供享乐，官员嫖妓如果不是自掏腰包，就一定是有人为了某种利益为他买单，甚至是贪污公款或巧立名目用公款做嫖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