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洲帝国皇帝溥仪 资料图
本文摘自《末代皇帝溥仪的生死时刻》 作者：王庆祥 张临平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1933年10月，继任的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大使菱刈隆正式通知溥仪，日本政府准备承认他为“满洲帝国皇帝”。溥仪的皇帝梦终于实现了。
日本政府允许溥仪“登极”称帝并非为了实践“一年为期”的诺言，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首先是为了打破日本退出国际联盟以后在外交上陷于孤立的泥潭；其次是为了利用溥仪“登极”产生的号召力来吸引包括察哈尔、绥远、青海以及东部蒙古在内的蒙古王公，以建立更多的伪政权；还有就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傀儡皇帝，加强日本人对东北的统治。
郑孝胥首先向日本人提出更改“国号”和“年号”的问题，他提出希望恢复“大清”和“宣统”的方案，极力主张帝国的“首都”迁于努尔哈赤曾经君临的沈阳。但这一切都被日本人否决，最终还是按日方意见，确定国号为“大满洲帝国”，“首都”不变，“年号”可以改变。日本人还规定“满洲帝国”不能与日本帝国平起平坐，因日本天皇住的地方叫皇宫，所以，溥仪住的地方只能叫“帝宫”。
溥仪发表了经过日本人拟定的长篇对外宣言，堂而皇之地宣布了他的权力和原则。溥仪景仰崇拜祖先康熙皇帝的德政，为自己起年号为“康德”。这一年改为“康德元年”。
重登大宝让溥仪兴奋异常，他立即派人前往北京，到荣惠太妃处取来了一件皇帝龙袍，这件皇帝龙袍是光绪皇帝曾经穿过的，在荣惠太妃手里已经保存了二十多年，溥仪认为唯有穿上皇帝龙袍才能表现出皇帝的威严。但是还没有等他梦寐以求的龙袍穿在身上，就接到关东军司令官的命令：日本承认的是“满洲帝国皇帝”，不是“大清皇帝”，因此“皇帝登极”不能穿清朝的龙袍，只能穿关东军指定的“满洲国陆海空大元帅正装”。
关东军不许穿清朝的龙袍，这使溥仪大为扫兴，他面对着摊在桌子上金光灿烂的龙袍责问郑孝胥说：“我是爱新觉罗的后人，怎么能不守祖制？再说，北京的宗室觉罗都要来，看着我穿洋服登极，算什么？”
在恢复祖制这个问题上，郑孝胥和溥仪的意见是一致的。如果溥仪能穿上龙袍过一过皇帝瘾，那么郑孝胥就可以穿上蟒袍过一过宰相瘾。溥仪让郑孝胥去和日本人交涉，溥仪告诉郑孝胥：“登极”一定要穿皇帝龙袍！
溥仪的这一要求在日本人面前碰了钉子，日本人坚决地告诉郑孝胥：“满洲国皇帝登极”必须穿指定的“满洲国陆海空大元帅正装”，这是没有商量的！经过反复交涉，最后，日本人终于同意溥仪在郊祭仪式上可以穿一次龙袍。
1934年3月1日，溥仪在“新京”南郊杏花村举行“告天即位”的古礼。
溥仪在胡嗣瑗和陈曾寿等老臣簇拥下，先进入“八卦红黄幔帐”内。紧随在溥仪身边的“陪礼官”站在东西两侧，身穿礼服的“掌礼官”来到溥仪面前恭请行礼。溥仪洗手净脸，然后由前引、后扈和“陪祀官”郑孝胥、张景惠、臧式毅等人陪同下走出幔帐，缓缓登上土堆的“天坛”。溥仪面南而立，虔诚地进诣神案前，随着“赞礼官”的喊声，对天恭行三跪九叩大礼，荐玉、荐帛、复位、行礼。“捧玺官”和“司玉官”来到溥仪面前向溥仪授玺和授玉，溥仪还礼。一套繁琐的程序过后，郊祭礼成。台下百官和遗老们高呼：“皇帝陛下万岁！万岁！”
1934年溥仪充任伪满傀儡“皇帝”时祭天的“天坛”郊祭仪式匆匆结束后，溥仪回到已经改称“帝宫”的“执政府”，恋恋不舍地脱下刚刚穿上的皇帝龙袍，十分不情愿地换上日本人为他指定的“满洲国陆海空大元帅正装”，在勤民楼正殿举行了他平生第三次的“登极典礼”。
上午11时，溥仪身着“满洲帝国大元帅”正装在众人的前呼后拥下走进勤民楼正殿，登上“兰花御座”，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
溥仪宣读郑孝胥起草的《即位诏书》，日本驻“满洲国”大使菱刈隆当场代表日本政府向溥仪呈送了“国书”，并表示祝贺。
从北京赶来参加溥仪“登极典礼”的清朝皇族中保有爵位的王、公、贝勒，蒙古王、公、贝子、郡王等五十多人，也穿着青马褂，深蓝长袍给溥仪叩拜，溥仪以半躬答之。面对这不伦不类的“登极”仪式，一些对大清帝国怀有深厚感情的人当时就觉得像是受了污辱。
在乐曲声中“登极典礼”结束。
“飨宴仪式”是3月2日和3日中午分两次举行的，第一次宴请日本官员，第二次宴请伪满官员。溥仪临席并照例发布一篇“敕语”，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和郑孝胥分别致祝词。
溥仪第三次“登极”的筹备和仪式充分体现了日本军方的意志，说明伪满帝制一开始就奴性十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