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台湾光复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亲历者讲述受降内幕》 作者：王楚英，陈远湘等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1月版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终于获得胜利。日皇于宣布投降后，即命令在台的日军将公有的土地、房屋、物资等，无论军事的或非军事的，统统造具图册，注明地点、品种、数量，移交中国人员接收。当时蒋介石任陈仪为台湾行政长官，总揽其成，民、财、建、教、军、警各部分都有负责人员；海军基地的器械物资和附属的舰艇，由海军部派李世甲负责接收。
日军投降时，我在福州。福州是沦陷过两次的，别的机关沦陷时可拆迁疏散，我所管理的海军造船所却无法疏散。渠坞是搬不动的，陈旧的机器设备是经不起拆迁的。随着福州的沦陷，我也失去了工作的岗位。日军去后，我便留在福州，凑集些小资本，和朋友们合办一个小小的家庭工业社，用简法创制硝盐酸。这在交通梗塞、货源断绝的时候，对于福州市面也起一点作用，同时也解决了物价飞涨中的个人生活。抗战期间，自重庆至各省，无一地的官吏没有营私舞弊，巧取豪夺；无一地的工商行业没有走私漏税，投机倒把。一般小民，强横者铤而走险，良善者坐以待毙。
胜利后人心开了闸，使诈使巧，相陵相轹，放任到不知底止，尤其是各地“劫收”的情形，有“四化”(良的化为劣的，多的化为少的，有的化为无的，公的化为私的)，有“五子”(钞子、金子、房子、车子、女子)，都是骇人听闻的事情。所以当时我只想办个小工厂以终，拒绝了李世甲同往台湾接收之邀。海军前辈陈兆锵却以大义相责，他说抗战已经胜利，建国比卫国责任尤为艰巨，国家社会花多少心力把你培养出来，海军学轮机的人数本少，你怎么能逃起役来躲在家里。后来竟自海军部来电，要我出来任职。海军部的派令是“兹派韩少将玉衡到台报到”。按要港部司令职级低于舰队司令，只少将级。所属各处，唯参谋处长是上校级，其他各处处长皆不过中少校级，而我以少将职级前往报到，职务安排上不无困难。海军部发表我的派令之时，已在第一批人员到台将近一个月之后，加以我虽已报到，而主管职务尚未明确，这样又耽搁了三四旬，以致我在台接收台湾物资虽有半年之久，而实际执行职务只有三个月光景。我接事（要港部机械处少将处长）后，即感到权限不明，操纵由人，屡次告退，均不邀准。迨台湾海军内部争权夺利，人事变迁，涉及台澎要港司令，我乘机摆脱职务。新任司令让我改充参议，我连照例应得的海军将官退役权利亦弃而不顾而回。这是我赴太(台)的原因和经过。
胜利后，国民党在各地“劫收”，“四化”，“五子”天怒人怨，台湾也不例外。日军在台的海军机械设施：台北有基隆造船厂，台南有左营修船厂、飞机处、飞机场和土木工程处等。前者已由交通部派员接收，后者修船厂的浮坞一座，已于抗战初期被日军拖回日本。仓库和建筑物多在台北基隆及台南高雄附近数十个地点。储存物资皆五十年来的积累，数量不少。但说机械处所包括的就有三个部门：设施部，管理港湾、炮台及一切土木工程；工作部，管理海军舰艇、飞机场、飞机的制造；救难部，管理沉没船只的打捞。因为我接事迟些，结果之就收到台南附近第一、第二两部门，救难部的机构和设备始终没有和我照面，经我派员调查，倒有个打捞公司，是民间的企业，忽现忽隐，无法究诘，这种情形在那时已相当普遍，不用多说。
值得一提的有三件事。第一，日军早造具图册准备我国派员接收。在我方未按册点收前，日军仍负责看管。接收以后，我们便要自己负责。而机械处职务繁重，人手短少，我要求增派人手未能邀准。我时刻担心着接收过来之后，物资丢失，将来无法交代，不特良心上过不去，而且还要负刑事责任。所以再三叮咛中校科长姚英华，接受时要格外认真，完好的与缺损的程度分别详细注明，保管要遴选妥人切实负责，如有丢失和损坏，保管人员要负责赔偿之责。那时每个仓库都堆满器物，多者达百数十种，每种多者达数百件，我替负责点收和保管人员担心。
可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姚的回答。姚轻松地应我说：“处长怕物资短少一事，大可不必过虑，现经点收许参物资的数量浮出移交底册之上，我倒要向处长请示浮出的数量如何处理。”我惊异之余，认为这是日军故弄玄虚，他们觑破各地我方接收人员的贪污，有意短报，腐蚀我接收人员，至少示好于我接收人员。无行贿之名，而有行贿之实。我便向日工作部上校部长松木泰责问。松木泰说：“现有物资比底册多所溢额确属事实，但日方绝无故存短报之心。过去日政府向各厂商订购物资，厂商为预防在装卸运搬时候万一有碰撞倾压引起损坏情事，照例每多备一两套送来，若使全部完好到达，这一两套算是赠品，如有损坏，这一两套就可以顶数。日本在台统治了五十年，这样溢额器物为数自不在少。这回移交事出仓促，只能按原来册籍编造，无暇清点，溢出物资势所难免。”他这番话虽说明了溢额的原因，而我又立即感到即使数量与原来移交册籍相符，而接收人员就溢额所得，已有10％～20％的油水了。我为杜绝弊窦起见，要他详加清点，补造移交清册，有的仓库补造二三次之多，虽然手续麻烦，而财物的真实情况总要弄得一清二楚。第二，台湾的一草一木都是我们国家的财富，不管是公物、私物、战用、民用，我们都有管理和保护之责。台湾在抗战中虽无战事，却也遭受到轰炸焚烧。日军投降，日人知道这一下全局输光，失去管理与保护的责任感，有的厂屋倒塌，机件暴露；有的原材料不及利用，委弃在屋旁路侧，任凭风雨摧残，灰泥泼溅，暴殄天物，令人不胜感慨。有一天我走过左营山区，见有大号照明灯十数架，各高十余英尺，丢弃满地。
因这些照明灯是供飞机场夜间作业用的，是贵重的器材，所以我就向松木泰责问。松木泰辩白说：这是因为美机时来飞机场袭击，在仓皇拆迁时，急不能择，权且寄放在林间草际，以免被炸，来不及做好妥善的安顿。而日本投降之后，有许多更迫切的事在等着做，自然顾不了这些照明灯了，顾此失彼，实属无法避免。我说：现在命你即日集拢起来，择地迁移，做好保管工作以免损坏。果然第二天我再去看时，已经搭好了有雨盖的临时仓库，把所有照明灯都安放妥当了。这只是我主管的一个部门的一个事例，别的部门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我们如不认真督责，日人自也得过且过，想来接收的物资中，除了被贪污官吏吞没之外，其因缺乏保管保护而遭到损失的数量怕也大可骇人啊！第三，机械处接收有电料很多，点收时与底册不符，这回不是溢额而是短少。我自然责问日方主管人员，要他们负责赔偿。而日方主管人员说，短少部分是公安局强行取去，虽然留下条子，而经手人却不肯签名盖章负责，那时你未来接收，他们是战胜国治安当局，我们战败之余，怎能违抗，这责任我们不能负。
这一下可使我为难了，利用职权擅自劫收，而且不肯出具正式手续，我如把此事闹出去，在日人指证下，公安局自不能逃其责，可是国家的脸面也丢光了。但我又不能默尔而息，因为实收与底册不符，将来我无法交代。我便亲访公安局向其追索提去的电料。连访数次，公安局长始终拒绝不见，正式具文追究，也始终不答复，真是“笑骂任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一直到我离职办移交时，只能把向公安局追索的公文案件作为悬案移交，让后任的人去办理。
这是与我有关的官方劫收的事情，再谈谈军警搜刮日本人私财的事。在台的一般日人遣返回日时，每人只准携带行李三十斤。日人骑在台湾人民头上五十年，不管为工、为商、为医、为教，无一非高薪厚给，囊橐丰盈，上船时候受到军警严密的搜劫，是光着身子回去的。说得好听些，这些人是多藏厚亡；说得不好听，这是悖入悖出，原不值得提及，不过不应该便宜那些借势勒索、乘机夺取与临场搜劫的军警人员，这些财物是台湾同胞五十年来做牛做马、流血流汗的结晶，而台湾同胞却不曾得任何便宜。
我因松木泰外表恭顺，多与闲谈。为要试探战败后日本舰艇和飞机情况，我问松木泰：日本明治维新后，竭倾国之力，建立海陆空军，第二次大战后，许多舰队、航空队如何归于乌有，其主要原因、经过情况与避存地点，望告知一些。他答：珍珠港偷袭成功后，未能率队登陆。以后美国捞回被击沉的舰艇，加以修整补充，在短期内扩充兵力、添置主力舰和加强新式射击武器。在参战后，经过双方一阵主力遭遇战，因它的海空军航行速度和炮火射程远超日军，所以美军能置日军于死地，而日军却无法击中它的要害。自此一阵，日本的海空军一遇敌人，即行乱窜。被追紧时，有的被击沉没，有的不择地降落，所余海军，则驶近浅滩，自行沉没，以救暂时危亡，而备将来打捞。其实相持虽久，成败之数已兆于开战之始。说时愁容满面，泫然泣下。我要他提出接近台湾的沉船地点，并作一详图献来，他也答应并提供了详细的沉船船名及吨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