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逝世后遗体告别现场（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四人帮”兴亡》，作者：叶永烈，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各地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西安。中共陕西省委。省委书记李瑞山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办”)的长途电话，当即亲自作了记录。
1976年9月12日上午十点多。
中办：米思(士)奇电话：
中央领导同志指示：
主席丧期发生重大问题及时报告。有重要问题不好解决及时请示。
找米士奇同志联系。
不光是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接到了这样的电话，在9月11日晚、12日上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都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米土奇电话。
米士奇何许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电话，觉得蹊跷。用当时的话来说，湖南是“毛泽东生活过的地方，华国锋工作过的地方”，毕竟与众不同。张平化当即给华国锋挂了电话。
“什么？重大问题要找米士奇联系？我不知道呀！”华国锋感到吃惊。他告诉张平化，“米士奇是王洪文那里的工作人员！”
不言而喻，王洪文要米士奇向全国各地打那样的电话，显然是为了抢班夺权。
笔者在1990年7月15日访问了米士奇。据米士奇告诉笔者，在毛泽东主席病重期间，是由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四人轮流值班的。其中华国锋、张春桥一班，王洪文、汪东兴一班，二十四小时一班。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病逝。翌日，王洪文意欲夺取中央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权，让秘书廖祖康带着米士奇进驻中南海值班室。米士奇记得，他来到紫光阁休息室，用那里的两部电话──一部红机、一部黑机(不是曾经传说的“十七部电话机”)，往全国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党委打电话。内中不包括上海和北京，因为廖祖康关照他，上海不用打，北京也不要打。
据米士奇回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9月10日晚七点多，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告诉我，王洪文让廖带我到中南海值班。廖祖康告诉我，王洪文说，中办秘书处就不来人了，就你一个人值班。廖还说，王洪文说了，有两个人，一是在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二是在此期间有些解决不了，需要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就说是中央领导同志说的，让你给各省、市、自治区打个电话。另外，各省、市有事打电话就找你。我说：电话以咱们办公室的名义打吧。廖说：不、不、不，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打。11日晚和12日上午，我即用紫光阁休息室的一部红机按王洪文的指示，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打了二十七个电话。”
原来，米士奇电话里所说的“中央领导同志指示”，就是王洪文指示！
米士奇，熟人们喊他“小米”，中南海里的小字辈。他不是高干子弟，也向来没有跟中南海沾边。非常偶然的机会，使他步入中南海──中国的政治神经中枢。
那是六十年代初，中南海发生了所谓“窃听器事件”。其实，那只是中共中央办公厅负责人认为毛泽东主席在一些会议上的讲话很重要，提议装个录音机录下来，以便整理、保存。那时的录音机很大，显眼地放在会议桌上，压根儿不是什么“窃听器”。有一回开会，毛泽东看见负责会议事务工作的刘吉顺在摆弄录音机，就问：“这是什么东西？”刘答：“先进设备，给首长讲话时录音用的。”毛泽东说：“我叫安的时候安，我不叫安的时候不要安。”
这件事就一飞而逝，直至“文革”风起，被林彪、江青利用，演绎成安装“窃听器”，变成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一大“罪状”。
自从毛泽东说了“我叫安的时候安”那句话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意识到毛泽东不大喜欢录音。为了能够完整地记录毛泽东等首长的讲话，中共中央办公厅决定加强速记工作。
于是，着手物色八名速记员。从哪里物色呢？从北京应届高中毕业生中选八名“根正苗红”的学生。
米士奇恰恰在1961年从北京二中毕业，正准备报考北京大学历史系，意外地被中南海选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