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林彪（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往事不忍成历史》，作者：阎明（作者阎明，原副总参谋长阎仲川之子。），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
我父亲发出了林彪“一号号令”
10月18日晚20时左右在中央军委前进指挥所住地，黄永胜秘书通知父亲到办事组开会。父亲的住所在山下，离开会地点约一公里远，当他气喘吁吁赶到时，军委办事组成员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都已到场。
父亲一进门，见黄永胜手里拿着一张记录纸开门见山地说：“林副主席有几点指示，你记一记，给部队传达一下！”黄永胜传达了林彪的几点指示后，让父亲用电话迅速向部队传达，在场的军委办事组成员都没发表意见。
父亲随即走进作战室，对记录稿稍做整理修改，他凝视着稿纸，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加个在编号吧！”
“按什么顺序编？”值班参谋问。
父亲考虑到这是“前指”开设之后发出的第一个指示，就从一号编起，叫‘一号号令’吧！
就这样，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大事件，曾被说成林彪进行“反革命政变预演”的“一号号令”，经父亲和一位值班参谋之手产生了！时间是1969年10月18日21时30分。
随后父亲要值班参谋将稿子送呈黄永胜审查，但很快被告知，首长这几天活动多，睡眠太少，又患感冒身体不适，今天已提早服安眠药睡下了。秘书专门交待，黄平时睡觉困难，全靠药物入睡且用药量很大，服药后休息不宜打扰。
父亲考虑到，由于指示来自“林办”，按规定应向“林办”报告指示贯彻的执行情况，如果这中间有对林彪指示理解不准确之处，也可及时发现纠正。父亲指示值班副处长王宪志首先将“号令”上报“林办”，档案记载，“林办”收到号令的时间是21时44分。上报后，“林办”没有新的指示。
父亲看了看手表，苏联代表团明天上午即将入境，现在距苏联代表团入境只剩十几个小时了。军人的直觉告诉他，如果苏联真要发动突然袭击，最大可能是在这段时间。时间紧迫，责任重大，不容延误，应立即向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和有关机关传达。为了缩短传达时间，父亲将号令稿复印数份，参加值班的一位副部长、一位副处长和几名参谋一齐上阵，使用4部保密电话同时传达。
“一号号令”的内容大体是：
近两天来，美帝苏修等有许多异常情况，苏修所谓谈判代表团预定明(19)日来京，我们必须百倍警惕，防止苏修搞欺骗，尤其19日和20日应特别注意；
各军区特别是“三北”各军区对重武器，如坦克、飞机、大炮要立即疏散隐蔽；
沿海各军区也应加强戒备，不要麻痹大意；
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兵器的生产；
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
参谋人员按照先“三北”、后沿海和内地的顺序紧张地向各大单位传达林彪指示，父亲也在紧张地思考。他感到，第一个号令是发给全军的协同号令。黄永胜传达的几条中，有一条是针对“二炮”(战略导弹部队)的要求，但过于笼统，只讲了让“二炮”部队做好战斗准备。父亲认为，虽然“二炮”刚成立不久，拥有的装备和作战手段不是很多，但它掌握的是具有强大杀伤力的战略武器，如果掌握不好会出大漏子。于是，他专门给“二炮”下达了二号号令。为了调动和组织各种侦察手段掌握敌情，特向总参二部、三部等单位下达了三号号令。为使军事系统各机关、部门都作好应变准备，又向各总部、各兵总、国防工办、国防科委下达了第四号号令。几个号令传达完毕，时间已过午夜。部队接到号令后，认真迅速地进行了疏散。
父亲还告诉我一个情况。1969年10月18日晚，当“前指”值班室正在传达林彪指示过程中，又接到“林办”秘书张云生的电话，说林彪询问一旦密云水库遭到轰炸，溢洪会给北京市区造成多大危害，是否可以采取一些预防措施？
父亲听了值班参谋的报告后，因不了解水库的具体情况，便指示以总参谋部名义与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联系，请北京市提出意见。吴德听了总参谋部提出的问题，感到事关重大，经与革委会主任谢富治研究后，又向周恩来做了报告。周恩来要求北京市革委会派负责干部到现场实地勘察研究后提出建议。
毛泽东到底知不知道“一号号令”？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后，林彪一下子从神变成鬼，他的历史受到彻底清算，来了个大翻个儿。
父亲因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留北京值班未参加会，加上他那种除工作外对其他事情一概不过问不打听的自我封闭作法，使他对“九·一三”之前中央领导层内部已经出现并急剧发展的反常情况并不清楚，也很不敏感。中苏关系虽有所缓和，但战争威胁并没排除。作为分管作战工作的副总长，他满脑子是战备工作，每天忙得不可开交，没人跟他“路线交底”或透风。9月13日10时左右，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向几位副总长传达了林彪出逃的消息，父亲犹如晴天霹雳，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随之陷入了迷惘之中。但当时并没对他进行隔离审查，周恩来还向父亲布置部队的戒备工作。
9月24日，父亲随副总理李先念赴越南访问，他原定的任务是结束访问后代表团回国，他一个人留下来，赴越南南方考察战场，学习越南抗美经验。但到9月28日代表团回国前，突然通知他与代表团一起回国。在机场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找父亲谈话，让他揭发黄永胜。
从此，父亲开始了漫长的隔离审查生活。他在总参工作了2年零4个月，隔离审查时间是7年零6个月。最初的3个月仍在西山的机关住地，从1972年1月之后，便移交北京卫戍区3师看押，地点不详，事后我们才知道在北京的通县管庄。
在此羁押的人员不少，几栋楼关得满满的。每个人由一个班看押，关押条件极其恶劣，关押期间不能与任何亲属见面。父亲说这些人里，哪条线上的人都有，有的老同志“文革”初期就在这里了，林彪事件以后许多年还没有出去。海军参谋长张学思就是在这里被折磨至死的。在此期间，父亲生死不明，我们承受着巨大压力。
随着审查的深入，父亲大多数问题被排除了，但在“第一号号令”问题上始终过不了关。被定性为“林彪政变反革命预演”的“第一号号令”像一座山似的压在父亲头上。
1971年底，负责对父亲审查工作的副总长张才千、陈继得同他谈话时，郑重严肃地告诉他：“总理已经讲了，‘一号号令’是林彪进行反革命政变的预演啊！你要充分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做深刻的反省交待。”
父亲问定性的根据何在？
“总理问过主席：知不知道林彪发过一个‘一号号令’？主席说，什么‘一号号令’？我没听说过。”
“这一点也不奇怪，”父亲坦然地说：“主席那里那么多事情，怎么会去记一个电话稿的编号？再说林彪向主席那里的报告根本没有编号。别说主席不知到什么‘一号号令’，就连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等人，开始也不知到这个电话稿的编号。”
两位领导对父亲的答辩提不出新的论据予以批驳，谈话无法继续进行。
父亲认为自己和林彪、黄永胜等完全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执行公务均有据可查。“一号号令”绝不可能是背着毛泽东、党中央擅自发布的。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以武装斗争起家的毛泽东对军事的关心非同一般。中共执政后，他可以不当国家主席，却一直兼任军委主席。军队重大工作事项必须向他报告，特别是“文革”期间连调动一个营、一个连都要经他批准。那时像部队每天搞个五公里越野、不对炊事班搞个野炊训练都要报告毛主席。
考虑到主席日理万机，军委办事组经研究后报主席批准，部队在营区五公里以内的军事训练报总参作战部备案即可。可想而知，像发布“一号号令”这样的大动作如何能瞒得住他？林彪“玩弄”这样的“反革命政变”岂不是引火烧身，自取灭亡？“号令”既然未经毛泽东批准和同意，他知道后又为何不予撤销而仍让其继续执行？况且，从1969年4月党的“九大”后到当年12月，经军委和总参向全军发布内容相近的战备命令不止一个。拿一个战备命令的编号大做文章，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期间对专案组提出的问题，父亲凭着记忆，对每个问题的来龙去脉都能说得清清楚楚，所以经常与专案组“顶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