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学生举行“倒孔”游行 资料图
本文摘自《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作者：杨天石 出版社：华文出版社
——一份不实报道引起的学潮一从抢救“要员”的飞机上走下来几条“洋狗”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日，日军向香港发动闪电式的进攻，形势危急。当时，香港是英国殖民地，不少民国要人，包括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内的军政大员、银行家、文化人，如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陈寅恪、陈济棠等都寄居香港。为了避免这些人成为日军俘虏，重庆国民政府应各方要求，加派航班，力争在日军占领之前将这些要人抢运到内地来。由于《大公报》社长胡霖（政之）也在香港，该社总编辑王芸生向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要求，得到蒋的同意，将胡列入抢救名单。
12月10日，从香港最后起飞的一架飞机到达重庆机场，《大公报》编辑部派人到机场迎接自己的社长，出人意料的是，不仅未见胡霖和其他要人的身影，相反，见到的却是孔祥熙的夫人宋蔼龄、二女儿孔令伟、老妈子、大批箱笼和几条洋狗。次日，《新民报》日刊刊出采访部主任浦熙修所写现场报道，标题是：《伫候天外飞机来——喝牛奶的洋狗又增多七八头》，在四条相关新闻中夹杂着两行文字：△日来伫候于飞机场遥望飞机自天外飞来者大有人在，昨日王云五先生亦三次前迎，三次失望。
△昨日陪都洋狗又增多七八头，系为真正喝牛奶之外国种。为什么写得如此简略呢？主要是为了逃避重庆当局的新闻检查，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
王芸生当日未去机场，但他听到派出接机人员的汇报后，十分气愤，也想将此事捅到报纸上。恰好，当时国民党正在重庆召开五届九中全会，12月20日，会议通过了一份《增进行政效能，厉行法治制度以修明政治案》，其中提到“年来行政虽尚有进步，而仍不无疲玩迟滞之感”，推研其因，在于未能认真贯彻1938年《抗战建国纲领》中的“严惩贪官污吏并没收其财产”的有关条文。议案提出，今后要“厉行监察、检察职权，修明政治，首重整肃官方”。《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749-752页。
王芸生读到这份议案后，当日写成一篇社评《拥护修明政治案》，表示对国民党中央全会议案的支持，中称：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肃官箴，儆官邪。譬如最近太平洋战事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善于持盈保泰者，本应该敛锋谦退，现竟这样不识大体。又如某部长在重庆已有几处住宅，最近竟用六十五万元公款买了一所公馆。——现在九中全会既有修明政治之决议，我们舆论界若再忍默不言，那是溺职；新闻管理当局若不准我们发表，更是违背中央励精图治之旨。文中提到的两个例子，一个指向当时的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一个指向当时的外交部长郭泰祺。自然，送审时检查机关通不过，下令“删扣”，但王芸生无视禁令，将被删部分照发。《王世杰日记》，1941年12月22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影印本，第3册，第215页。于是，12月10日重庆机场上的那一幕就广为人知了。
昆明学生上街游行，大喊“打倒孔祥熙！”“枪毙孔祥熙！”
国民参政会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成立的包含各党派成员的咨询机构。会上，联大教授张奚若、罗隆基对孔祥熙常有质询。会议结束后，张、罗回到昆明，也将消息带到当地。12月24日，昆明《朝报》转载王芸生所写社评，将标题改为《从修明政治说到飞机运狗》，“洋狗”事件遂被更加突出。吴晗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他在一年级的中国通史课上愤怒地说：“南宋亡国时有蟋蟀宰相，今天有飞狗院长，可以媲美。”西南联大党史编写组：《中共西南联大地下组织和群众革命活动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页。他的话，像是在一堆干柴上点燃了火焰，不同政治倾向的学生都被动员起来。
1942年1月5日，西南联大新校舍的“民主墙”上出现“打倒孔祥熙”的标语。学生迅速编辑并出版壁报《呐喊》，发表《铲除孔祥熙》、《重燃五四烈火》、《告国民党员书》、《告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员书》等文章。留校中共党员刘平御组织的平社继起响应，《呼声》、《正义》等壁报陆续出现。学生自治会主席郝纯治和副主席竹淑贞等暗暗发动群众。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员邹文靖、钟正等找到教育系教授、三青团直属分团部书记长陈雪屏，要求以联大三青团的名义表示抗议，陈拒绝，邹等即起草《讨孔宣言》，宣称“孔贼不除，誓不罢休”，签名者共26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