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时期的宣传画 资料图
本文摘自《百年潮》2010年4期 作者：尚长风 原题为：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粮食进口实情
长期以来，社会上广为流传一些关于三年困难时期粮食问题的说法，比如为了“面子”，中国不仅不向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求助，反而是勒紧裤腰带还债；为了工业化，漠视生命，坚持增持黄金、外汇储备。现在看来，这些说法是不准确的，有必要澄清。从新中国成立到1960年，中国一直是粮食净出口国。三年困难时期，为了缓解“大跃进”后的粮食短缺，以1961年为转折点，中国领导人作出了大规模进口粮食的决策。决心之大，突破禁区之多，成效之显著，前所未有。粮食进口直接抢救了人民的生命，缓和了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也对外贸产生了深远影响。
粮食由出口到进口的转变
20世纪50年代初至1960年，中国一直对外净出口粮食。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逐步实行了土地改革，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农业互助合作，大规模兴修水利、减轻农民负担，促进了粮食产量的增加。不仅改变了国民党统治时期沿海城市吃进口粮的局面，实现了粮食自给。而且通过统购统销，国家掌握了必要数量的粮食，通过组织大量粮食出口，进口国外先进技术、机器设备和工业原料，加快推进了工业化进程。1950—1960年，每年净出口粮食230万吨左右。
在大多数年份这种粮食出口无疑是健康的，因为它加速了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然而，从1958年起，受“浮夸风”影响，粮食产量被严重高估，1959、1960两年超越国家的承受能力，出口了过多的粮食。1960年上半年，国内粮食短缺的困难已很突出，但是，由于当时的政治高压，农村灾情的上报严重滞后，1960年，国家粮食净出口达250万吨以上，加重了灾情。
国家采取了多种紧急救荒手段，比如全国实行“低标准，瓜菜代”，进行大规模的粮食调运，搞季节性调剂。但上述办法都没有从根本上缓解粮食供应的紧张局面。1960年以后，“交通沿线的国家粮食库存越挖越空，调度也越来越困难。大中城市基本上是调入一点销售一点，随时都有脱销的危险”。更为严重的是，到1960年下半年，农村大面积饥馑暴露出来后，各级政府已不可能再从农村征到足够多的粮食来供应城市居民的口粮，饥馑由农村向城市蔓延，连一向十分有保障的城市机关干部的生存也受到威胁。
很明显，在1960年底，国内粮食潜力已挖到尽头。进口粮食，成为缓和国内粮食短缺的必然举措。
但是，受“左”的思想影响，吃进口粮在当时是个禁区，进口粮食还需要突破这个思想束缚。紧要关头，国家领导人把人民生命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毅然作出进口粮食的重大决策。
进口粮食的决策进行得十分迅速，显示了国家要在短期内扭转局面的决心。1960年底，陈云经过考察，提出了进口粮食的意见。根据陈云的意见，1960年11月29日，李先念给毛泽东、周恩来等写信，正式提出进口粮食的建议。李先念在信中说：“面临着明年春荒的困难，必须坚决克服这个困难。克服这个临时困难的办法，除中央一系列方针政策之外，考虑进口12亿斤粮食或者更多一些的粮食是必要的。拿到这批刀口上的粮食，对争取国内粮食局势的基本稳定，渡过灾荒大有好处。”李先念在信的末尾提出：“以上意见，如果同意，要立即着手办理进口；太迟了，运输来不及，就不能及时起到作用。”周恩来于12月5日批示：“已告先念同志照办。”毛泽东于12月12日晨批示：“退先念同志。完全同意。能进口二十亿斤，更好。”
进口粮食计划的规模迅速扩大。1960年12月底，周恩来、陈云、李先念商议，进口150万吨粮食。1961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广州会议上正式作出了1961年进口粮食500万吨、翌年进口350万吨至400万吨的决定。
进口粮食重大决策的提出，以及进口规模之大，表明国家已完全从“浮夸风”的迷误中走出来，把抢救人民生命放在首位。同时，粮食对外贸易的政策，由过去为加快工业化而出口粮食，转变到为了救荒而进口粮食，这一急剧转变，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灵活性。
进口粮食决策的实施
对于粮食进口，中央下了很大决心，不仅向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主要粮食生产过剩的国家求购粮食，还通过第三国转口美国粮食，并主动向苏联提出购买粮食的要求。这在当时中美处于敌对关系、中苏关系恶化的背景下，实属不易。
粮食进口计划得到了高效率的执行。由于内地各专业外贸公司均缺乏从西方市场大量进口粮食的经验。国家委托与外商联系密切的中资企业香港华润公司操办粮食进口。华润公司与澳大利亚驻港商务专员孟席斯和加拿大驻港商务专员弗来泽等来往已久，因此，粮食进口谈判进展顺利。第一份合同是1960年秋交会期间由华润公司与访港的澳大利亚小麦局局长签订的。1961年2月，第一船进口粮食从澳大利亚运到天津新港，离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开表态赞同进口粮食仅一个多月时间。
当时大多数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军火以及战略物资的禁运，并不包括粮食这类生活必需品。由于面临粮食过剩的现实问题，西方粮食出口国虽然“有时受政治的干扰，但是商业最终还是战胜了道义上的顾忌”，积极向中国出口粮食。1961年我国进口的粮食主要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阿根廷、联邦德国、意大利等国。中国紧急粮食进口计划的实施，得到这些国家粮食出口机构乃至政府的破例合作。比如，当我国初次从加拿大进口粮食时，两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依据加拿大法规，官方特许的银行不得向尚未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提供出口商业信用。然而，加拿大小麦委员会成功地说服了加拿大政府，破例同意加拿大有关银行为我国第一批小麦进口提供了短期出口信贷。我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小麦也争取到了较为优惠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