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使张学良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为了洗脱这千夫所指、万众唾骂的耻辱，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促成了全国抗战，千秋功罪，在这一刻有了定评。
回顾“九一八”，从当年到如今，人们更多地关注于“不抵抗主义”和谁是“不抵抗主义”的始作俑者，却忽视了一些本不该被忽视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发生，却与所谓的“不抵抗”没有多大的关系。
“铸剑为犁”让社会产生错觉
张学良骨子里就厌恶战争，生在军阀家庭的他更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然而，作为长子和继承人，他是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按照父亲的意愿当了一名军人。父亲张作霖是地地道道的军阀，却很有政治头脑。张作霖一直不满足于已有的地盘和势力，一心想统一中国，因此频繁地用兵关里，参加各种军阀混战。这些内战在张学良的眼里被视为不义之战。他认为，频繁的内战，除了造成民生凋敝，老百姓流离失所、痛苦不堪之外，又容易给日俄强盗侵略东北以可乘之机。他曾劝父亲说，冯玉祥是中国人吧？阎锡山也是中国人吧？那吴佩孚、孙中山不都是中国人吗？无论他们谁在掌权，中国不都还在中国人的手里吗？为什么咱们要中国人打中国人呢？
张学良晚年回忆说:“我对我父亲的事情很苦恼。因为我反对我父亲进行的内战……我希望中国统一。后来我父亲不在了，我自己做事，我一直是拥护统一的……我不光是想让东三省，而且想让全国都好起来。”
因此，当张作霖被炸身亡、张学良主政东北之后，他开始有机会实现自己当初的政治思想。首先，他决定停止内战，改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将奉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东北军。这一决定结束了民国以来军阀割据的长期分裂局面，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紧接着，张学良便开始推行自己多年梦寐以求的息争罢兵、铸剑为犁的政策。他接受了国民政府关于裁军的决定，大量压缩军费开支，对军队进行全面整编。将军队由原来的50万精简到30万，并组织编余过剩人员放下刀枪，拿起锄头，实行军垦。他还把迫击炮厂改为民生汽车厂，生产出中国第一辆载重汽车。通过整顿和改革东北军政组织，张学良创造了比较稳定的政治局面。同时，他励精图治、锐意革新，在经济、教育、体育、科技、古籍整理、文物保护等方面亦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他在东北建立了中国第一座现代化体育场，资助了中国出访的第一支女篮和足球队，又资助中国运动员刘长春代表中国首次参加奥运会。此外，在铁路、电信、外贸、吸引华侨投资等方面，张学良都采取了积极的措施。
张学良“建设新的东北，助成现代化国家”的主张无可指责，他采取“铸剑为犁，让百姓休养生息”的措施也是很得民心的。但是，这一切都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现实环境是否允许。
那么，张学良实施这些举措的现实环境是怎样呢？
当时，日本人欲占领中国东北的狼子野心已经暴露无遗，只不过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机会、等待着最佳时机。张作霖之所以被炸死，就是因为日本人认定他已成为占领东北的绊脚石。张学良清楚父亲是谁杀死的，也知道日本人杀他的原因，更应该清楚地看见日本人进逼的脚步，听见日本人的霍霍磨刀声。可以说，当时的东北，强敌环伺，战争的危险一触即发。张学良在这种外敌咄咄逼人的态势下，裁军员、转军产、兴百业，一厢情愿地推行自己的和平梦想、善良愿望，不能不说是张学良的一次政治失误和决策失误。更为可怕的是，张学良推行的铸剑为犁政策在社会上造成一种错觉——东北似乎已远离战争危险，人们可以放心地松一口气，好好地过日子了。于是，曾经此伏彼起的民众自发的抗日排日活动渐渐偃旗息鼓，报纸上对日本人的口气也温和了。当迫击炮厂开出中国第一辆载重汽车时，人们涌上大街，敲锣打鼓，沈阳城一片歌舞升平，却没有多少人注意到，此时的东北已是岌岌可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