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共和国记忆60年地标》作者:李翔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20世纪80年代，深圳最让人向往的地方就是中英街。这条街从香港被割让给英国时，就开始显得特殊。它位于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镇，街一侧属于深圳，另一侧属于香港。因为它是边界，又因为它靠近的是商业发达的香港，它在改革开放之前是接近资本主义的敏感之地，在改革开放之后又是靠近香港的机遇之地，这让它在当时也成为繁荣之街。但是，当开放的步伐加快后，地理位置带给它的商业优势逐渐丧失，中英街又需要重新寻找自己的定位了。
这里原先只是一条沙石河，河边有小路。随后河流改道，于是人们把旧河道的低洼地改成了水田，把草坡开垦成菜地。再然后，有人在旧河道的两侧把地填平，盖上房子。也有人做生意。这条由旧河道改成的小路有个好听的名字:鹭鹚径。
这一切都再正常不过。它唯一的特殊之处，在于历史的摆弄。1898年，英国政府和清政府签订《中英拓展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深圳河以南、九龙半岛北部一大片土地和附近230多个岛屿，面积平方公里，统称新界，租期99年，到1997年6月期满。在划定“新界”边界线时，边界线通过平方公里的小镇沙头镇，上面刻着“光绪二十四中英地界第×号”的界碑把小镇一分为二，也把这条街一分为二。于是，开始有人称呼这条长约250米，宽3~4米的街为“中英街”，街的一侧属于中国，街的另一侧，属于英国殖民下的香港。小镇属英租界的部分叫新界沙头角，属中国大陆的部分称为华界沙头角，或者叫沙头角镇。从这时起，这条街开始与众不同。小街两侧，鸡犬之声相闻，互相多有来往，但彼此的命运却仿佛从同一起点出发，向着相反方向前行的两个路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越来越不相似。而这种差异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愈发明显，这或许是因为，1949年之后，这个国家的自我认知开始强烈起来。
一本描述中英街的书说，慢慢地，人们发现，新界沙头角的女孩子越来越少嫁到这边来；而华界沙头角的女孩子越来越多嫁过街去。“这时候，人们才意识到，中英街两边在经济发展和人们收入消费水平上已经有了很大差距”。
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曾经指示过，要把中英街建设成商业街，因为这条街的特殊地理位置让它具备了天然的市场要素。于是，当时宝安县商业局的一个工作人员受命来筹建这条商业街。他白天在街上工作，晚上带民兵巡逻。那时候，华界沙头角不通电，夜里只能用蜡烛和煤油灯照明。而街的那一边，港英政府的照明工具是48支水银灯，明晃晃照过来，极大地刺激了拥有敏感自尊心的中国人。
市场建立起来了。但“*”开始了。华界沙头角这边开始动不动就开大会、*。每隔几天就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发表，一发表，马上传达，连夜开大会，庆祝*。中英街另一侧的居民，像所有爱看热闹的人一样，站到街上往这头望。“‘*’刚开始那一阵子，人们在街上涂大标语，那边的香港工人、农民、老师、学生看了觉得很新鲜，有的还到这边的书店来看书，买毛泽东着作和学雷锋的书。后来，看到这边随便抓人打人整人斗人，他们就害怕了。”一本描述中英街的书说。
据说一个从香港新界农村来的60多岁的老头，到街这头来串门，他随口问这边的干部一个月赚多少钱，回答说60多块。他说:“还不够我们香港人买一只鸡的钱呢。”于是，万分警惕阶级敌人的群众就把他抓起来，批斗了一番，人们问他:“你走的是什么道路？”他回答说:“我就是从那边的小山坳过来的。”然后全场大笑。想必此时戏中的人也感到了这出戏的荒谬。
然后就是中英街这侧的人想方设法向那一侧跑。物质的诱惑只有当存在稀缺和丰裕的对比时才特别明显。“*”时期，过境耕作口(因为双方居民各有土地在对方领地)被当成资本主义的虎口。结果有人说:虎口，我们不怕！我们要学武松和杨子荣，虎口拔牙去。于是，能跑的全跑了。
当时沙头镇隶属的宝安县党政机关的中心任务就是制止外逃，堵截外逃者和偷渡者。他们方法是:派武装民兵站岗警戒，把偷渡者被鲨鱼咬过的尸体放到海滩上展览，用高音喇叭播放《社会主义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风景这边独好！》，没收偷渡者的交通工具，办班、写检讨、批斗、罚款拘留，对逃过去的，规定家属每年交几百块公积金，在门板上贴“偷渡户”黑招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