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瘟疫是指人和牲畜所感染的流行性急性传染病，古代也叫“瘟瘴”、“疫疠”、“疫病”、“大疫”等。在中国古代，明代是瘟疫多发期，给政府、社会和民众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导致人口的大量死亡和财政的压力激增，而政府则曾多方筹措应对，尽其所能地减轻瘟疫造成的危害。
对于明代瘟疫爆发的次数，学界的统计出入很大。有人最早统计为60余次，近来有人又统计为170余次。由于瘟疫发生的地区、规模不同，加之当时对瘟疫记载不够详尽和全面，且散见于诸多史书之中，故要统计出准确的数据是相当困难的。但学界普遍认为，当中国历史步入14—17世纪时，明代成为瘟疫最严重的历史时期，则是符合实际的。在明代，瘟疫常与其他自然灾害同时爆发，具有强烈的破坏性。在史籍中，“霜旱疾疫”、“水旱疾疫”、“旱涝蝗疫”、“霜雪瘟疫”、“饥荒疾疫”等词频频出现。“大荒之岁，必有疾疫”，瘟疫与多种灾害并发，导致民众大量死亡。据明朝实录载：永乐六年（1408年），江西、福建等地因瘟疫死亡78400余人；永乐十一年(1413年)，浙江归安等县疫死10580余人；正统十年(1445年)，浙江绍兴、宁波等地疫死34000余人；景泰四年(1453年)，江西建昌府疫死8000余人，武昌、汉阳二府疫死10000余人；正德六年(1511年)，辽东疫死81000余人；万历三十年(1602年)，贵州因瘟疫“十室九死”；崇祯年间，山西、陕西、河南、北京等地瘟疫大流行，死者无数。
瘟疫具有突发性和剧烈性，一旦爆发，就导致人口大量死亡，尸骨遍野，哀鸣不绝，惨不忍睹。景泰六年，南京等地“死者相枕连途，生者号啼盈市。弃家荡产，比比皆是；鬻妻卖子，在在有之。”次年，湖广黄梅县奏报：“有一家死至三十九口，计三千四百余口；有全家灭绝者，计七百余户；有父母俱亡而子女出逃，人惧为所染，丐食则无门，假息则无所，悲哭动地，实可哀怜。”（《明英宗实录》卷279）天顺六年(1462年)前后，顺天、蓟州等府州县“一户或死八九口，或死六七口，或一家同日死三四口，或全家倒卧，无人扶持，传染不止，病者极多。”（《明英宗实录》卷278）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北京“时疫太甚，死亡塞道。”时人龚钟庵曾在诗中描绘了瘟疫发生时的惨状：“疫疠饥荒相继作，乡民千万死无辜。浮尸暴骨处处有，束薪斗粟家家无。”（《水东日记》）其惨烈景象，令人惊悚！
瘟疫发作后，一旦政府救助不能及时到位，管理控制不当或不力，就会导致严重的人祸。如成化十二年(1476年)，福建延平府“疫疠之余，盗复窃发”（《明宪宗宝训》）；嘉靖三十三年，京师在水旱疾疫之后，“民力困竭，物价腾踊，商人畏买办之艰，车户病载运之苦，往往毁家鬻具以逃，闾井萧然。”（《明世宗实录》）崇祯末年，太湖流域瘟疫盛行，物价飞涨，一枚鸭卵贵至二十三四文，骇人听闻。一些市井无赖乘机强敛民财，“以唱戏媚神，就中侵渔自肥，殊可痛恶。”（《崇祯记闻录》）
当时，如瘟疫在军营中流行，会一定程度上延误明朝的军事行动，甚至导致其由主动变为被动乃至溃败。如嘉靖三十三年，明军包围了太仓州南沙岛上的倭寇，并作好了围歼计划，但因军中疫病爆发，只得放弃包围，使倭寇得以逃窜，转掠苏州、松州等地。天启三年(1623年)，明军在平定奢寅叛乱时，因大疫降临，只能“分布各将据险固守，相机擒剿，迟速殊难豫定”（《明熹宗实录》卷36）。崇祯八年(1635年)，总兵尤世威统兵防守潼关、朱阳关等隘口，“露宿凡十旬，皆患疫疠不能军，闯贼大至，遂溃。”（《烈皇小识》）时人计六奇在《明季北略》中言，明末“民怨天怒，饥疫频仍，同类结合，人死如乱麻，于是李自成起而乘之”。将“天灾流行”看成是明亡的四大因素之一，是有一定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