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是中国对内对外工作都异常繁忙的一年。但就在这一年，中国两位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健康状况却突然恶化。
毛泽东在参加陈毅追悼会回来后，心情沉重，很久没有休息好。由于肺心病，在心律失常情况下严重缺氧，在二月十二日凌晨突然休克，脸色发紫，呼吸极其微弱，几乎摸不到脉，已完全昏迷。这次病情，爆发突然，来势凶猛，使人措手不及。经过二十多分钟抢救，才慢慢苏醒过来，但体温仍在摄氏三十八度以上。中央成立了毛泽东的医疗组，持续存在了一年多。这次重病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也没有得到恢复。他离不开人了，常缺氧，随时需要吸氧，大多数时间躺在床上，有时闭着眼，不说话。这些状况，外界自然都毫不知道，仍以为一切重要活动都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实际上，这一年内，毛泽东没有出席重要会议，没有长篇讲话，在文件上的批示也极少。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来不曾有过的现象。
尼克松来华的日子，距离毛泽东那次突然休克只有九天，他的健康状况仍然处在极不稳定的状态，随时都有发生危险的可能。但由于中美关系改善这件事太重要，毛泽东坚持要会见尼克松。这使周围的人十分紧张。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说:“我们要做好一切抢救准备，以防万一在接见过程中发生什么意外。所以在当时，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所有工作人员都在这个门后头，都在这儿等着”，“甚至于我们把给他用的强心剂都抽在了针管里头”，“因为要分秒必争啦，是处于临战状态。”吴旭君录像讲话，见《大型电视纪录片〈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146页。本来，外交部安排他只会见十五分钟，结果却谈了六十五分钟，这几乎全靠他的意志力量支撑着。
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十大开幕那天，宣布散会时，毛泽东却怎么也站不起来了。代表们不知道他的健康状况，一直鼓掌欢呼，持续了十分钟，谁也没有退场。毛泽东只得说: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周恩来宣布:毛主席目送各位代表退场。这样才把这个场面对付过去。
周恩来的身体一直是很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实在过于劳累，心情又异常焦虑，犯了严重的心脏病。但他仍坚持没日没夜、有时是通宵达旦的工作，既要应对“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揪心的难题，又要处理异常繁重的国内经济工作和对外工作。一九七二年五月，他被发现并确诊患有膀胱癌。但当时没有人能替代他的工作(邓小平是一九七三年三月回到北京并开始恢复国务院副总理工作的)。七十四岁高龄的周恩来，在身患癌症的情况下，依然担负着常人难以承受的极端繁重的工作，更不顾及医生规定的工作限额。他这时常说: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中共十大后，因林彪事件而一再被推迟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重新提上工作日程。一九七三年十月十六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政府工作报告稿。各地、各单位出席四届人大的代表也陆续选出。四届人大似已召开在即。
江青等对国家最高权力觊觎已久。毛泽东病重，使他们这种野心更加膨胀，也更为迫切。在他们看来，最大的障碍就是周恩来，最需要集中力量攻击的对象也是周恩来。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处境非常困难。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了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能够继续运转，为尽可能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以常人难以想象的顽强毅力，做了坚韧不拔的努力。他有时不得不说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因为他深知在当时的复杂环境中，不这样做便无法发挥前面说的那些作用，而这对党和国家的命运至关重要，又没有其他任何人能够代替他的这种作用。这种做法对他来说十分痛苦，但舍此别无选择。陈云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曾这样说:“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陈云文选》第3卷，第242页。因此，他被江青集团看成主要障碍是很自然的。
江青和毛泽东之间关系的实际情况，人们几乎并不了解。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但自一九六六年九月毛泽东原住处丰泽园修理后，两人就分开居住。毛泽东迁往中南海游泳池住地，江青住在钓鱼台。“文化大革命”初期，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指导思想出发，毛泽东对江青是信任和重用的。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那几年能够到处兴风作浪，没有毛泽东的重用是不可能做到的。以后，江青的种种表现使毛泽东越来越不满，他认为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功”，但不再愿多见她。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写道:
“七○、七一年江青同主席见面的机会还多些，谈话时间也比较长。七二年春江青来主席处，主席发过几次脾气，还给我们规定了:没有他的同意，江青不能随便到他的住处来，来了要挡。这以后，主席即使有时同意江青来，有些情况也同过去不一样了，以往江青见主席的笑容也不见了。到了七三年，江青打电话要求见主席，主席总是推脱，不见。江青要当面向主席反映什么情况是很难的，只有通过信件或请能见到主席的人把她的意见反映给主席。”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