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这才抬起头，傻傻地望着万里，突然往起一站。万里一下惊呆了:原来老人一丝不挂，光着屁股，没穿裤子。万里忙招呼老人蹲回到柴草里去，同时尴尬地责问旁边的两个姑娘:“你两个小姑娘怎么也蹲在那里呢？”
两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只是用羞涩好奇的眼光望着万里，身子却一动不动。这时，当地的干部意识到了，忙小声地插话:“万书记，两个娃也没裤子穿啊。山里风寒，躲在柴草里，是为取暖。”
1977年6月21日，对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严宏昌来说，不过是极平常极平常的一天。因为这天，和以往的无数个日子一样，他正领着来自苏、鲁、冀、浙、皖五省二三百个农民弟兄，忙碌在凤阳县轧花厂打包车间的建筑工地上。那是个不大不小的工程，一栋七十九间房的三层楼。他不可能会知道，卸去铁道部部长的万里，这天，抵达省城合肥，出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和省军区第一政委；更不可能知道政局的这种变化，将会彻底改变他的命运。
已经61岁的万里“空降”安徽，可以说，受命于危难之时！
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将中国折腾得不成样子。尽管，著名艺术家常香玉用她那河南梆子特有的高亢豪迈的唱腔，把亿万人民的喜悦之情挥洒得淋漓尽致:“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但是，整个中国的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这时万里刚被解放出来，原是派往湖北省工作，临行前他去看望邓小平，向老首长辞行。邓小平虽处于半解放状态，尚未公开露面，却已可以自由行动。他听万里说要去湖北，迟疑了一下，说:“你不要着急走，再等一两天。”邓小平随即向华国锋、叶剑英建议，安徽这个“老大难”要有个得力的干部去。于是，万里转而来了安徽。
当时的安徽死水一潭。全国各地都在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而唯独安徽不但不放手发动群众揭批“四人帮”，还在捂盖子，一捂，就是8个月。作为十年浩劫的重灾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基本没有被触动。
万里到达合肥的第二天，顾不得旅途的劳累，就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解决安徽领导班子问题》的指示，果断地改组了安徽省的领导班子。紧接着，他就快刀斩乱麻，对那些派性严重而又不肯悔改的领导干部和造反派头头，该调的调，该撤的撤，该抓的抓，不姑息，不迁就；同时为在“文革”期间受到打击迫害的干部群众平反昭雪，并及时将那些根本没有问题却被“靠边”和仍关在“牛棚”的干部解放出来，迅速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去。
这果断而有力的一套“组合拳”，很快将死气沉沉的安徽打出一片新天地。
可是，万里没有想到，就在他大刀阔斧拨乱反正的时候，合肥的大街上竟贴满了群众渴望改变农村面貌的大字报；与此同时，许多县市紧急要求调拨粮食的报告，接连不断地送上来，反映逃荒要饭的人之多，事态之急，火烧眉毛！
万里这才发现:安徽省的经济问题远比政治问题还要严重。于是，他亲自下去做了一次认真的农村调查。
历时20多天的这次调查，万里指定王光宇和他一道。王光宇在新的安徽省委的班子中，算是一个老资格的农业书记了。早在1954年，王光宇就是安徽省委的农工部长，一年后升为负责农口的副省长；1957年便出任分管农业工作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就是说，十多年来他一直就是安徽省委领导班子中主抓农业的负责人。
万里的出行很简单:他和王光宇各带一辆小车，除去驾驶员、警卫员就只有秘书。为了对安徽的农村工作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他把王光宇请到自己车上，让自己的秘书坐王光宇的车。从淮北到皖中，再到江南，事先不打招呼，说走就走，随时可停；每到一地，一竿子插到村，访到户。前后跑了20多个市县，他一不开会，二不作任何指示，只是看，只是听，只是问。他把全省大部分地区都跑到了，结果是，越看越听越问心情越沉重，回忆起这次农村调查，万里说了一句十分感伤的话:
“我这个长期在城市工作的人，虽然不能说对农村的贫困毫无所闻，但是到农村一具体接触，还是非常刺激。我们有些人瞎指挥，什么都管，就是不管农民的死活。三年困难时期饿死那么多人，教训很惨重，但是我们没有很好地总结。”
在定远县卢桥，万里看到一个上身没有内衣只穿了件空心棉袄、腰间系着条旧布带的青年农民，挑着一副担子，走累了，正在路边休息，就走上去同他拉起呱来。万里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拍拍肚皮说:“没有别的要求，能填饱肚子就行。”万里说，这个要求太低了，问他还有什么要求？这位农民又打开袄襟拍拍肚皮说:“里面少装点儿山芋(红薯)干子！”
万里听罢，良久无语。
在农民住的茅草棚里，他看到床上铺的是破芦苇，盖的是烂棉絮，一根绳子就把全家人的衣服挂齐了；他闻到锅中用胡萝卜缨子和着地瓜煮成的黑糊糊的饭，已经发出了难闻的气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