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在英国政府同意下，中国国民政府曾向英属马来亚 (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秘密派遣军事顾问，以便在日军入侵后组织抗日游击队。
英国人三心二意
1941年，鉴于日军南进迹象越来越明显，英国决心利用马来亚华人与中国的天然联系，以增强当地防务，蒋介石对此也表示支持。经过重庆军统与英国特别行动处(SOE)秘密协商，以岑家焯少将为首的9名中国军官从印度乘船前往新加坡，等他们于12月18日到达时，日军已开始进攻马来亚。
英国当局欢迎岑家焯一行的方式很特别，作为见面礼，英方释放了所有关押在监狱里的被捕华人，其中包括反对英国统治的马共党员。岑家焯以中国军事顾问和军统驻新加坡站特工为教员，组建第101特种战学校，向165名学员传授游击战技能。经短期培训后，他们被派到马来农村，日后成为马来人民抗日军的骨干。
在岑家焯倡议下，1941年12月25日，英国殖民政府在新加坡组建星华义勇军，当地华人踊跃报名。星华义勇军被送到柔佛州集训，但岑家焯发现星华义勇军的装备实在太差，每个士兵随身携带的2个弹匣里只装有20发子弹，很多狩猎用鸟枪和帕兰刀都被当作武器。一个叫朱金声的中国顾问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连根本没有配发手榴弹和机枪，英国人给连里每个人发一只水壶、一条席子、一把刺刀和24发子弹，连里的几名女兵只被允许从事救护、烹饪和一些简单的后勤工作。”实际上，英国人有的是武器，但他们担心华人会把武器藏起来倒卖，他们根本就不信任华人。
训练期间，还曾发生一场悲剧。两名来自重庆的中国军官因身穿英军军服，被不知情的英军当成日本间谍枪杀。事后，岑家焯要求在星华义勇军的军服上增加醒目的大手帕形状，以防友军误伤。星华义勇军后来被编成4个连和1个排，第l连驻扎裕廊岛，第2连配属给澳大利亚第22旅，第3连驻守新柔长堤，第4连防守实龙岗河和白沙之间区域，剩下一个华人警卫排则防守新加坡市中心的克兰芝。
少将捐躯
1942年1月31日，日军发起新加坡战役，星华义勇军被派往红树沼泽地带巡逻，还有一个连被配属给马来亚步兵第1旅，参加巴西班让战役。由于缺乏足够弹药，星华义勇军损失惨重，但中国军官指挥的华人部队前赴后继，令日军进攻速度大大降低。日本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恼羞成怒，发誓拿下新加坡之日，将血洗当地华人。
2月13日，也就是驻新加坡英军总司令阿瑟·欧内斯特·帕西瓦尔中将向日本人投降的前两天，他下令解散星华义勇军，以免华人士兵被日军俘虏后遭到成批屠杀。每名幸存下来的星华义勇军士兵都收到10元叻币的酬劳。然而日军一入城，就搜捕华人“败兵”，很多人都被日军杀害。
随着英国殖民统治在马来亚崩溃，抵抗日本侵略军的重任落到由马共领导的马来人民抗日军肩上。侥幸逃出新加坡的岑家焯等4名国民党军官出于抗日的目的，选择与马共合作。从1942年2月到l943年中旬，马来人民抗日军处于最艰难的时期，他们缺粮少弹，日军还故意制造“无人区”，用恐怖手段对付游击队，三分之一的游击队员在这一时期死去。1942年6月12日，岑家焯率一支25人的游击队袭击日军车队，不幸被日军包围，岑家焯少将和朱金声上尉被俘。为威慑其他反抗者，日军将两名中国军官斩首，头颅挂在新加坡市区示众。
蒋介石轻视游击战
由于岑家焯阵亡，国民党军官对马来人民抗日军的影响逐渐减弱，另两名活下来的中国军官只担任顾问，未被赋予指挥权。1943年5月24日，英军上校约翰·戴维斯和5名中国军官乘潜艇从锡兰(今斯里兰卡)秘密登陆马来半岛，重新与马来人民抗日军取得联系。9月12日，英军 “136特遣队”登陆。在中国军官劝说下，l944年1月1日，马来人民抗日军领导人陈平来到 “136特遣队”营地，双方达成一致，英国提供武器、金钱和补给品，帮助培训游击队成员，但马来人民抗日军要受英国军官指挥。然而， “136特遣队”自己也因丢失电台而与盟军总部失去联系，实际行动中反倒只能按照抗日军的指示作战。
据战后统计，马来人民抗日军同日军作战340次，以牺牲1000名战士的代价消灭5500名日军。游击战显示出了巨大的威力。l945年底，曾在马来人民抗日军担任顾问的国民党军官上书蒋介石，要他重视游击战的作用，但蒋介石却认为决定胜负的还是正面作战，游击战只能起骚扰作用。（据《上海译报》科比/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