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对正宗满族八旗子弟兵实行颇为优厚的“食钱粮”供奉制，一名八旗士兵的薪俸足可养活一个七八口之家，但这种好日子在过了150多年后，逐渐“缩水”，好景不在。八旗士兵不得不另谋出路，从事小商贩买卖等，八旗子弟兵“高薪养忠”的岁月一去不返。
当年清兵入关，八旗的武装力量仅有数十万人，要平定关内广阔的领土是远远不够的。通过不断招降明朝降将降兵，解决了兵源不足的问题。攻陷广州的清军主力，基本上是尚可喜等原明朝降军。
直到乾隆年间，清朝的八旗兵才分批从京津一带调入广东，与汉军共同驻防。据《驻粤八旗志》所记载:“乾隆二十一年裁汰汉军之半，派拨满洲兵来粤合驻……”约一千四百名八旗兵驻扎在广州城内大市街（今惠福西）一带；光绪年间人数最多时，连随军家属约六千余人。
当年清朝政府对于这支正宗的满族八旗子弟兵，实行的是颇为优厚的“食钱粮”供奉制，一名普通士兵每年可领到的钱粮:饷银四十三两，米二十三石五斗九升；本人和直系亲属红白事还另有补助，红事六两，白事十两，孤寡家属终身照顾；还供给住房和马匹。
按照当年生活水平，较为节俭的话，一名八旗士兵的薪俸足可以养活一个七八口之家，各级佐官和将领则更高于这一水准的几倍乃至几十倍。不过，实行“食钱粮”供奉制，让子弟兵将士衣食无忧，清政府的主要目的是要把这支武装永远掌握在手，使其死心塌地为其统治效劳。所以，对八旗兵及其家属除了习武以外的其他方面的发展加以严格防范，并订立了许多条条框框，不得违反。
当年驻防广州的满人被规定“四不准”:不准学习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不准从事工商业经营，不准擅自离城十里，不准与其他民族通婚。这批携眷来粤的八旗子弟，只剩下了习武从军的惟一出路，他们除了习武骑射，站岗操练之外别无他事。
到了清朝晚年，当政权已岌岌可危之时，实行了一百五十多年的“食钱粮”亦逐渐“缩水”，红白事的补助取消了，养老金也减少了……清同治年间，物价逐渐上涨，驻防广州的满人经济生活好景不再，日子越来越难“熬”，他们对政府开始有了抱怨，部分满人甚至想摆脱八旗制度束缚，另谋出路。
当年驻广东的满人将军增祺，看到形势的变化，开始放松了祖传的“四不准”。他开设纱绸厂安排满人就业，并组织他们学习织造技术（相当于当今青年学电脑）。继而允许满人既“食钱粮”，又可加入警队当差，每月多领三四元饷银。但由于当差人数有限，未能根本解决广州满人生活“走下坡路”的困境，跳出“食钱粮”谋生的人仍层出不穷。
部分家境好又有门路的就设法送子弟到广州官办的同文馆学外文（英文、法文、德文），同文馆后改名“译学馆”，再改“两广方言学堂”。学成后，就可以通过介绍或投考进入粤海关或邮政局谋一份好职位，但先后也只有七八十人而已。
清末民初，更多的缺乏文化的满人只好逐渐从事小商贩买卖，甚至连当差多年的一些满人也转行干起了小商贩营生。女性则在汉族妇女帮助和教导下，学做“穿牙刷”，“纳鞋底”和“织带”等较简单手工艺，以致多年以后，这类营生开业都选择在靠近广州满人聚居地（广州牙刷铺多在大新路玉子街）。清政府对八旗子弟“高薪养忠”的“食钱粮”制度藩篱尽毁，最终归于失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