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月革命：阵痛与震荡》里，我并没有讲述有关十月革命的全部事情。我所讲的只是在我对苏联史的研究过程中经常令我困惑的问题，也就是说，那些因为有了这种困惑而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难以得出明确结论，而又非把我引入一个又一个历史深处的问题。
事实上，我在这本书里只谈了几个问题，几个我认为不弄清这些问题就无法正确认识和理解十月革命的问题。
首当其冲的问题是，究竟是谁和列宁一起领导和指挥了十月的夺权斗争以及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与其他党的关系究竟怎样。我们这一代人对十月革命的认识和理解几乎完全来自斯大林亲自领导主编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个教程的说法，即贯穿这个教程的一根红线是，列宁和斯大林一起领导了十月革命，斯大林是须臾没有离开过列宁身旁的最忠实最坚定的十月革命的执行者和指挥者。其次是，攻打冬宫和夺取政权完全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一己之力。
一系列的档案材料、十月革命参加者的回忆录都表明，在准备攻打冬宫的那些日子里，斯大林并不在斯莫尔尼宫，不像《列宁在十月》那些影片和绘画作品里所描绘的那样紧紧站在列宁的身旁。而当时实际指挥战斗行动的却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当时的布尔什维克的力量还不是绝对的，因此在起义者的队伍里有各党各派的人员，那些成为十月起义主力的红水兵和赤卫队既有受布尔什维克党影响的，也有受其他党派影响的。事实上，无论是十月起义的指挥部，还是冲击冬宫的武装人员，都是布尔什维克党和其他党派力量的一种组合。
而问题还并不在于斯大林是不是在斯莫尔尼宫和布尔什维克是否凭一己之力夺取了政权，问题恰恰在于托洛茨基实际指挥了战斗行动和其他党派参与了夺权进程这些重大历史事实并没有被写进历史的书卷。
第二个问题是，十月革命后，在决策和平、土地和面包这三个重大问题时，布尔什维克党并没有事先深思熟虑的纲领。这个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和平法令只是停战的宣言，而根本没有涉及国内和平状态的法令。在对外的战争关系上，和平法令实际被布列斯特和谈及和约所冲销，和平法令没有保证十月革命后能有一个和平的国内建设环境。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纲领为内容的土地法令暴露出了布尔什维克党对俄国农村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的了解欠缺和准备不足，因此一时间无法拿出自己的有关农民和土地的完整纲领。因此，在实施土地法令的进程中，在政府与农村，布尔什维克党与农民的关系上，就出现了失误：把农村作为国家所需物资（主要是粮食）的唯一来源，将国内战争时期的负担全部嫁附于农民的身上，并且用武装征粮队和贫农委员会这样激烈的手段来转嫁这种负担。因此，不仅当时的面包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布尔什维克党与农民的关系急剧紧张起来并趋于恶化，而且深刻影响了列宁之后历届政府的解决农民和农业问题的法令制定和措施的实施。
第三个问题是，十月革命攻打冬宫时，布尔什维克是没有自己的武装、军队的，依靠的是具有各种思想倾向的红水兵和赤卫队。而没有自己的武装，保卫十月革命的成果就是不可想象的。因此，组建军队就成了苏维埃政府的当务之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里，把组建红军的功劳归功于斯大林。解密的档案却表明，当时组建红军的工作是委托给托洛茨基负责的，而托洛茨基是在从喀山之战后的多次战斗中组建起了苏维埃俄国的第一支军队，也正是这支军队保卫了彼得格勒，保证了苏维埃政府顺利地将首都迁往莫斯科，并最终保住了苏维埃政权。关于托洛茨基组建红军的工作和成就，列宁本人就留有一系列文字。斯大林不满意于托洛茨基握有重权，尤其对托洛茨基负责组建红军深感不满，并且这不满之情还常常迁怒于列宁。所以，他在列宁委托他到高加索征粮时也开始组建自己的部队，其中最早的，也是最主要的，就是后来在苏联官方史册中，占据斯大林组建红军最显著地位的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等人的部队。因此，事实上，苏维埃政府从建军的那一刻起，就有两个人在组建军队，就有两套不同的用人和建军的原则和法度，最后就有了两支红军。在组建红军问题上的争吵和分歧令列宁很不满意，但从大局考虑，列宁还是采用和事佬的办法，希望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能够合作共事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大前提之下。托洛茨基组建的这支红军的几乎所有指挥员都在1930年代的“大清洗”进程中遭到镇压，于是斯大林组建的红军就成了苏联唯一的红军。这段往事，没有人提及，为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