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年）》 作者:曹树基 李玉尚 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
历史学家大多将宋辽金元时期当作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转折的时代。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从政治制度、经济水平、文化发展、科学技术和人口 数量等各方面而言，宋代都堪称中国古代历史上的辉煌时期。在经历了宋金之间的对峙、金元之间的战争和宋元之间的战争之后，中国的社会 的发展出现了转折，宋代以后，中国人口大量减少，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陷于停滞，文明之花凋谢。本文讨论这一转折时代的人口死亡——不仅因战争，而且因鼠疫流行而造成的人口死亡。鼠疫流行是造成宋辽金元社会转折的重要因素之一。
宋元战争军队流动让鼠疫大范围传播
继1127年金兵围攻汴京，汴京发生大疫之后，1232年，来自蒙古草原的元兵围攻金人治下的汴京，城破之后，紧接着也是一场大疫。《金史》 卷一七《哀宗纪》称，天兴元年（1232年）三月壬寅，大元兵攻汴城。夏四月丁巳，遣户部侍郎杨居仁诣大元兵乞和。丁卯，解严。五月，“汴京 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从农历三月壬寅元兵围城至四月丁卯解严，前后仅仅26天。大疫的发生又在解严之后，即发生于城内人口与城外元兵接触之后，我们推测此次大疫为鼠疫。
当时的汴京城中有多少人口呢？大疫之后的次年，汴京降于蒙古时，城内还有147万口。战争之前，汴京人口当在250万左右。按照吴松弟的 分析，汴京城的这一人口规模是战争的产物，而非常态。 这是因为，汴京围城之前，在蒙古骑兵的压迫下，金朝境内的居民开始南迁。金宣宗担心 南渡的军户可能会不忠于朝廷，下令将他们的家属尽数迁入汴京。贞五年（1217年），蒙古军队开始渡过黄河。宣宗下诏附近人民携带粮食迁入城 内。汴京城市人口因此而大增。到哀宗天兴元年（1232年）正月，蒙古 军队兵临城下，又有大约50万名军人和家属迁入城内。由此可见，汴京城市人口之众多实为战争中人口迁移的产物。据此可知，此疫死亡人口占 全城人口的40%。
范行准从中医学史的角度为解释这场大疫提供了更多的细节和资料。他指出，在被围困的汴京城中，有著名的医生李杲。李杲不仅医术精良，而 且还是中医东垣学派的创始人。汴京解围之后，李杲仓皇出逃，避地山东之东平、聊城等处卖医自给。只不过，李杲著《内外伤辩惑论》一书，将 鼠疫视作伤寒，范行准称“实在是继这次大悲剧后之一场大错误”。在《脉诀指掌病式图说》中，李杲称:“予目击壬辰首乱以来，民中燥热者，多发 热，痰结咳嗽；重以医者不识时变，后（复？）投半夏南星，以益其燥热，遂至嗽血，骨（膏？）涎逆涌，喀吐不已，肌肉干枯而死者，多矣。”范行 准评论:“这里所说的，相当于肺鼠疫中的主要症状已经具备了。” 汴京大疫，时值农历五月，所发鼠疫应主要是腺型而非肺型。符友丰的深入研究 为我们解开了心头之谜。那年农历五月，天气仍“大寒如冬”。 显然，寒冷的天气有利于肺鼠疫的传播。
1232年的汴京大疫仅仅是13世纪鼠疫大流行中的一个环节，一次事件。伴随着蒙古骑兵的征战，中国境内发生大规模的鼠疫流行。 蒙古骑兵对于南宋的征服是从西部开始的。就战争的规模而言，宋元之间的四川之争最为激烈。1257年，宋元军队在四川合州钓鱼城展开激战。 元兵围城五月不下。农历七月，蒙古“军中大疫”， 传染病暴发。蒙哥命畏兀尔人月举连赤海牙“修药以疗师疫”。似乎并不见效。拉施特描绘这次疫病:“随着夏天的到来和炎热的加剧，由于那个地区的气候（恶劣）， 在蒙古国中出现了霍乱，他们中间死了很多人。”蒙哥束手无策，不得不“用酒来对付霍乱”，却未能控制疫情的发展。七月上旬，蒙哥病死军中。
还有一批元兵主要将领也死于这次传染病的流行中。如汪世显（49 岁）、哈散纳和李桢（59岁）等人。之所以说这批将领是主要将领，是因 为《元史》中有他们的传记。一般的将领，是不可能为《元史》收录的。
拉施特称此疫为“霍乱”是不正确的。根据中医文献的记载，中国大 陆近代流行的霍乱是外源性的，即1817年从国外传入的。中医文献中早就存在的霍乱，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霍乱，而是指一般胃肠反常现象，非急性或烈性传染病。《元史》卷一二九《纽传》记载了元军中的疫病。
时纽军止二万，以五千命拜延八都鲁守成都，自将万五千 人从马湖趋重庆……纽至涪……闻大军多疟疠，遣人进牛、犬、 豕各万头。明年春……时新立成都，士马不耐其水土，多病死，纽忧之。
《纽传》的作者认为此病为疟疠，即今之疟疾。然而，合州不是疟疾 的高发区，不可能造成如此众多的人口死亡，也不可能在第二年春天的成 都，继续出现大批战士的死亡。我们怀疑此疫仍为鼠疫。
再看看宋朝军队中的情况。就在同一年，《宋史》卷四一二记载，宋将王登受命“提兵援蜀”，在鄂西地区的房州（今湖北房县）与元兵对垒。元 兵来自四川，可能是一支染疫之军。两军对垒，疫病可能相互传染流行。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大战前夕，“夜分，登经理军事，忽绝倒，五脏出血。 幕客唐舜申至，登尚瞪目视几上文书，俄而卒”。从临床上观察，王登所染疾病极似鼠疫。鼠疫发病急，在体温上升的同时会出现头痛，呼吸紧迫，脉 搏加速，脸面潮红，眼结膜充血，有的出现呕血、便血、尿血、衄血等症状。鼠疫在临床上以淋巴及血管系统的炎症和组织出血为特征。这就是上 引文中的“五脏出血”。
不仅王登死于此疫，作为幕客的唐舜申也在劫难逃。《王登传》记载:“它日，舜申舟经汉阳，有蜀声呼唐舜申者三，左右曰:‘景宋声也。’是夕，舜申 暴卒。”虽然除暴死外，其他症状的记载不明，但我们相信唐舜申的死因与王登相同。染上鼠疫的患者大多在3～5天内死亡，是为“暴死”。仅从这一症 状看，也可以大致断定此疫为鼠疫。其他疾病患者不可能死得如此迅速。
《王登传》为我们提供了两个相当典型的鼠疫案例:我们不仅可以从王登的临床症状中判断是为鼠疫，而且从唐舜申的病例中，获知患者从染疫 到死亡的过程。根据这两个案例，再结合四川及襄阳一带的战事来看，就可窥见两地人口死亡的基本规模。南宋嘉定年间四川地区约有600万人口， 至元十九年（1282年），即元军完全平定四川后的三年，四川民仅12万户，全部人口约为60万。元人虞集回顾南宋后期四川情况时说:“蜀人受祸惨 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明代初年，四川的许多地方行政单位因无人而被撤销。四川人口的90%在战乱中散亡。后人又将襄地与四川并称:“襄、蜀之人，十九血于虎口，其幸而免者，率皆聚于荆、鄂之间。” 四川和襄阳两地人口的大量减少都是鼠疫肆虐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