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开始记事的时候，亦即本世纪30年代中期前后，先祖父吴佩孚已经赋闲若干年了，其时居住在北京（时称北平）东城什锦花园胡同11号。我们的追忆仅限于幼时至1939年先祖父被害前后的所见所闻。
先祖父的晚年生活
在我们的印象中，先祖父中等身材，不胖不瘦，光头，唇上的中式胡须略见花白。最令人难忘的是他那双眼睛，炯炯有神，充满自信与威严，祥和中带有坚定与刚毅，是那种指挥若定、意志顽强的军人目光。
先祖父晚年闲居，但过的并不是“寓公”式的生活:衣无华贵，食无珍馐；中外银行无存款，家无金银、珠宝、古玩；既无三妻四妾，又无成群奴仆；没有商行店铺，没有公司股票，除住宅外也没有其它的房地产。
先祖父平时不大步出庭院，也很少与家人亲眷一堂同聚。每天的正餐，总是与旧部及幕僚们共进，或接待来访的宾客。仅在一年一度的除夕，才和家人一起吃一顿团圆夜饭，继而领导阖家进行祭祖、辞岁、拜年等例行的一套传统的节日礼仪。全家人依次行过拜礼之后，再与家人一起观看一会儿庭院中燃放的烟花爆竹。子时之后，远近亲族、宾朋、幕僚、部下等即络绎而至前来拜年，此时先祖父便被奉劝安歇去了。于是这短暂的家庭团聚即告结束。
回想先祖父的晚年生活，其主要活动内容大致有以下几项:
一、听取专人汇报由各国电台播发的世界新闻，阅读秘书从中外报刊、电台中选编的有关重大政治、经济、军事内容的“摘要记录”。
二、与幕僚和部下（主要是正副参谋长、八大处长）谈话。
三、会客。
四、书画。先祖父擅长楷书与草书，绘画以墨竹、梅花为主。记得我家客厅就悬挂着他亲笔绘出的大幅墨竹与梅花，笔力遒劲，气势磅礴。他还曾给我们兄弟各自画了一幅梅花中堂和一把檀香木折扇，扇子一面是墨竹，一面是楷字写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谓八德”，上面的题款分别是“孙儿运乾”和“孙儿运坤”。
提起我们兄弟的名字，也是先祖父依据《易经》所起的，寄托了他“运转乾坤”的志向和期望。
五、著述。对于著述的内容，我们年幼，难知其详。恍惚记得，先祖父去世时，父母曾惋惜地说过:所著《春秋》未能完稿！现在想来，父母所说的《春秋》，可能就是他晚年的未竟稿《春秋正义注释》。
六、社会活动。平日他的社会活动不多，偶而参与活动的团体主要有:民间团体，如山东同乡会的赈灾活动；宗教组织，如正一堂的佛事祈祷；慈善团体，如红十字会的救济活动，等等。在社会交往方面，我们只见他经常在宅中接待来访的宾客，不见他外出去拜客。就我们所知，他从来没有外出旅游或避暑之类的活动。一有闲暇，便喜爱信步庭院赏鱼。说来有趣，院中鱼池里养有数十尾红鲤鱼，只要有人站在池边鼓掌，池中所有鲤鱼立即排列成整齐的队伍，像接受检阅一样沿着池边环游，投食之后方逐渐散去。
总之，先祖父的晚年生活绝不同于其他失败下野的军阀政客。他念念不忘的仍是“治国、安邦、平天下”，认为自己对国家和民族的兴衰负有责任，尤其不能容忍外族的侵辱。他一生自诩为关羽、岳飞和戚继光，当时社会上有“关岳吴”的赞许，我家的大门洞还悬有谢觉哉书写的大幅金匾“元敬再生”（元敬是戚继光的号）。以先祖父这样的为人和心志，后来却身陷日寇侵占下的北平，其心境和遭遇就可想而知了。
拒当日本侵略者傀儡遭谋杀
日本侵略者想利用先祖父与蒋介石政权的历史宿怨和在社会上的威望，企图敦劝他出山当傀儡。一时间，每日宅前车水马龙，军警林立，日特首领及形形色色的汉奸说客络绎不绝，门前经常水泄不通。在这种“外有强敌施压，内有群奸游说”的困难境遇下，先祖父始终不肯在强敌面前屈膝就范。他痛骂上门游说的大汉奸江朝宗“老而不死”，齐燮元“死无葬身之地”，还斥责汪精卫是“著名汉奸”，“无耻下贱”。面对日寇的威逼利诱，他多次对日特头子拍桌子，掷茶碗，盛气凌人。他提出了日寇不可能接受的“出山条件”:日军必须全部撤出中国，包括东北三省，确保自己的实力、实权和实地。先祖父自知身处险境，谆谆教诲我父亲:不准当汉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