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生命中的最后旅程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奉天皇姑屯车站附近的三洞桥被炸身亡。事件发生后，各种说法纷至沓来。有人说，是蒋介石派人下的手；有人说，是日本人干的；近年来，又冒出一种更新奇的说法，说张作霖被炸是前苏联克格勃的杰作。那么，张作霖到底死于何人之手？被炸之前他毫无警觉和防备吗？让我们拂去历史尘埃，看看炸车案前后都发生过什么事。
张作霖并非一无所知毫无戒备
1928年，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兵锋直指北京。在这种形势下，张作霖为避其锋芒，于6月2日，通电宣布退出北京，返回奉天。
就在此时，有消息传来，说日本人欲在张作霖回奉的路上对他下手。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也发来加急电报，报说日本守备队在皇姑屯车站附近的老道口和三洞桥四周戒严，阻止行人通行，好像构筑什么工事，情况异常，请张作霖严加戒备或绕道归奉。
张作霖不大相信日本人真敢对自己下手，但多年在风口浪尖的生活，使他养成了多疑谨慎的性格。对多次逃过暗杀的张作霖来说，这种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所以，张作霖曾打算坐汽车回奉，取道古北口出关。但那时的公路坎坷不平，有的地方还没有公路，再加上汽车速度也不快，从北京到奉天，得走好几天。饱受颠簸不说，路上多山高林密之处，也难保安全。况且，仅凭一些传言，堂堂的陆海军大元帅就吓得连火车也不敢坐，未免让人笑话。所以，与众亲信商议之后，张作霖决定还是坐火车。当时，张作相率部驻扎在北京至山海关一线，张作相担保这一段绝不会发生意外。留守奉天的吴俊升也拍着胸脯说，山海关至奉天这一段的安全由他负责，保证不会发生意外。有十几万奉军护路，安全应该没有问题。
纵然有军队护驾，张作霖还是十分小心。他一再更改回奉的具体时间。原来宣布6月1日出京，京奉铁路的专车已经开进北京车站升火待发，但张作霖又宣布于2日启程。
6月2日下午7时，一列长长的车队来到北京前门东站，可登上火车的人中却没有张作霖，只有他的五夫人及仆役人等。
6月3日凌晨1时10分，张作霖及其全体随行人员，抵达前门东站。张作霖身着大元帅服，腰佩短剑，精神抖擞，踏上月台。月台上送行的人山人海。来送行的有北京元老、社会名流、商界代表，以及外国使节。张学良、总参议杨宇霆、京师警察总监陈兴亚、北京警备司令鲍毓麟等也到车站欢送。
张作霖的最后一顿晚餐
1时15分，张作霖的专列缓缓驶离北京。随车同行的有前国务总理靳云鹏、国务总理潘复、东北元老莫德惠、总参谋长于国翰、财政总长阎泽溥、教育总长刘哲等高级官员，还有日本顾问町野武马、仪峨诚也。另有张作霖的六夫人马岳清及三公子张学曾、随身医官杜泽先等。
张作霖所乘的是第10节车。这是慈禧太后当年专用的花车，后经改造，外部呈蓝色，人称蓝钢车。车厢内设备先进，豪华舒适，有大客厅一间、卧房一间，另有沙发座椅、麻将桌等。
6时30分，列车到达天津，停车后，靳云鹏、潘复等下车。日籍顾问町野武马也在此站下车，据称是与潘复去德州见直鲁联军司令张宗昌。据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少将留下的《斋藤日记》披露，町野武马其实是日本安插在张作霖身边的间谍，他一直参与是否让张作霖“多活几天”的讨论，而且对刺杀张作霖的计划已有耳闻。
张作霖的儿女亲家、前国务总理靳云鹏本来是要陪同张作霖回奉的。但到天津站时，靳云鹏的副官上车报告说，日本领事馆派人送信，今晚9点种，靳云鹏的好友板西利八郎由日本到天津，有要事相商，请他立即回府。靳云鹏只好下车，回到天津的家中。可是在家等了一夜，板西利八郎也没露面。心里正纳闷时，接到电报，得知张作霖被炸。靳云鹏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领事馆送的是假信，免得他和张作霖一同被炸死。
前交通总长常荫槐在天津站上车，陪张作霖回奉天。
下午4时，专车抵达山海关。餐车开饭，据张作霖身边的厨师朴丰田回忆，他和厨师赵连璧精心地做了6个菜、一道汤，菜是肉丝烧茄子、炖豆角、榨菜炒肉、干煎黄花鱼、菠菜烹虾段、辣子鸡丁，外加小白菜汤。马夫人说:“明天的早饭就得到家吃了。”张作霖边漱口边说道:“在火车上吃啥也不香，觉也睡不好。”没想到这是张作霖最后的晚餐。
吃过晚餐，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就上车了。他是特地从奉天赶到山海关来迎接张作霖的。两人闲聊了一会儿，张作霖便同莫德惠、常荫槐、刘哲开始玩麻将。车到新民站时，天已微明，玩麻将的人散去休息。从车窗往外看，只见铁路两旁“皆有步哨警戒，面向外立，作预备放姿势”。6月4日晨，专车到达皇姑屯车站，实业总长张景惠等在此迎候，张景惠告诉张作霖，家人和其余文武官员都在奉天新车站(今老北站)等候。张景惠上车同行，但没有和张作霖坐一个车厢。
出皇姑屯车站不远就是老道口，继之是三洞桥。三洞桥是日本人经营的南满铁路和中国京奉铁路的交叉点。南满铁路在上，京奉铁路在下。上边设有日本人的岗楼，老道口在日本人的警戒线内。
两声惊天巨响死20人伤53人
专车重又启动，张作霖坐的那节车厢，当时只有张作霖、吴俊升和校尉处长温守善。早晨有些微凉，吴俊升关切地问张作霖:“天有点凉，要不要加件衣服？”张作霖看了看手表，已是5点多了，便答道:“算了，马上要到了！”说话间，专车驶过三洞桥。就在这时，突然听见两声巨响，眼前顿时烟腾火窜，飞沙走石。车厢有的脱轨，有的起火。张作霖所乘的车厢被炸得粉碎，车身崩出三四丈远，只剩下两个车轮。吴俊升头部飞进一颗大道钉，当即死亡。温守善受了伤,但不重,他急忙爬起来到张作霖的跟前，只见张作霖躺在地上，咽喉处有一个很深的窟窿，满身是血，人还有气。温守善用一个大绸子手绢把张作霖的伤口堵上，然后和张学曾一起，把张作霖抬到急急赶来的齐恩铭的汽车上。副官王宪武抱着张作霖横卧在车上，张学曾和随身医官杜泽先一边一个护着，车以最快的速度向大帅府驶去。
车进了帅府东院，众人把张作霖抬到小青楼一楼的会客厅里，杜泽先紧急进行抢救。随后，小河沿盛京施医院的英国大夫也赶来参与抢救。但终因伤势过重，张作霖于当日上午9时去世，年仅54岁。
同车的莫德惠头部受伤，实业总长张景惠颈部受伤，教育总长刘哲、总参谋长于国翰也被炸伤。后经英文《时事新报》记者披露，此次事件共计死亡20人，受伤53人。
这就是张作霖被炸死的具体经过，炸车时间是1928年6月4日凌晨5时23分，史称“皇姑屯事件”。
随行的日籍顾问仪峨诚也面部及手腕受轻伤。关东军认为:“为国家前途，牺牲一个仪峨来爆炸列车，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调查结果表明日本人作案嫌疑最大
爆炸后，日本人为掩盖罪行，装模作样地提出中日双方共同调查。调查结果，双方的结论分歧很大。日本人认为，这次事件“是南方便衣队投掷的炸弹”造成的。奉天交涉署日本科科长关庚泽反驳说:“爆炸如此猛烈，绝非人力所能投掷。”6月10日，日本人找到关庚泽，拿出一份日文报告，内称这次爆炸是南方派来的便衣队所为，要他签名盖章联合发表，遭到关庚泽的拒绝:“在调查时，我曾声明，既然双方意见分歧，大可不必写共同调查书！”日本人威胁说:“如果你不答应盖章，日本军人将于你不利。”关庚泽大怒而起:“张大元帅偌大的人物都被炸伤，我这样一个小角色又算什么呢，随便吧！”6月11日，日本人又到交涉署，要求签字，又被中国方面拒绝。
6月5日，奉天兵工厂派俄国工程师罗米托夫和达尔尼两位专家，由关庚泽等陪同，再一次进行现场测察，并拍下现场照片10张。调查后，俄国专家分析:炸药埋设两处，其一处是在桥洞南侧石垛上方与上边铁桥脚连接处，另一处，在中间桥洞之副桥北端，而且肯定炸药是“由铁桥上面安置的”，也就是说，是在日本人守备的南满铁路线上安放的。
据关庚泽的报告称:张作霖专列共20节。被炸车厢在中部，即第9-12节。第9节车厢上部及门窗，均被石块、枕木所毁，后部尤重。第10节大包车，是张作霖、吴俊升等所乘，车身几乎全被毁坏，仅剩前门框，后部车轮脱落向右倾斜，并有火烧痕迹。第11节是饭车，破坏最重，所有机轮都已损坏，又遭火焚。第12节车厢为睡车，前部损坏较重，也遭火焚。这一切都说明，日本人准确地掌握并操控了爆炸时间。
河本自述:我炸死了张作霖
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是设计暗杀张作霖的直接凶手之一。这一历史谜案，直到20年后才由事件的参与者东宫铁男供述出来。炸车时，东宫铁男上尉担任奉天独立守备大队中队长，驻守案发地三洞桥附近。他接受河本的指示，负责炸车的技术工作，因此，他洞悉整个事件的内幕。后来，河本又口述了他策划阴谋刺杀张作霖的更多内幕情况，由历史学者笔之于书，才使事件的全貌大白于天下。
河本大作自述，为了准确掌握张作霖返奉的时间，河本派竹下和田中两个参谋，赴京监视张作霖。张作霖的专车从北京一出发，竹下就向河本发来密电，报告了火车的预定行程。随后，河本电令石野芳男大尉到山海关，神田泰之助到新民屯，让他们报告火车到达和启动的具体时间。
在三洞桥等待张作霖的是一个必死阵，关东军专门从朝鲜调来工兵，工作6个小时，将120公斤黄色炸药，分装在30个麻袋内，装置在铁路交叉点桥墩上面的两处地方。为了保证爆炸成功，他们设置了两道爆炸装置。同时，在桥墩500米外的瞭望台上设有电线按钮，以控制触发爆炸。
张作霖的专车驶到三洞桥时，因即将进站，列车已减速,时速十公里左右。东宫铁男看见张作霖所坐的蓝钢车进入爆炸地点，便按下了按钮，当时设置两个按钮,东宫按的没响,另一人随即按响。河本大作描述:“爆炸声响，烟火腾空而起，看这情形，我以为张作霖连骨头都炸没了……”
日本人嫁祸蒋介石
为了逃脱罪责，日本人策划了一个嫁祸蒋介石的阴谋。
5月27日，河本在关东军司令部邀见日本浪人安达隆盛。要他找3名中国人。安达转托中国退伍军人刘戴明，以2万元成交，事后结账，先付刘戴明1000元。刘戴明觅得3名吸毒的无业游民，这3人一个叫查大明，另两个叫吴贵生、张文才。安达给他们每人50元钱，带他们到日本附属地的澡堂洗了澡，换上新衣服，好吃好喝供着，但不许出门。6月4日凌晨1时，安达把3人带到三洞桥，查大明见势不妙，趁黑逃走。日本兵刺杀了吴张两个人，并在他们身上塞进表明与南方有关系的信件等物。
6月4日早8时，中日双方共同调查时，日本人有意误导中方调查人员说:“桥洞以南数十丈处，有便衣队二人，被守备队刺杀，请同往勘验。”大家跟着日本人向南走，果然发现有两具男尸。搜检衣袋，查出密信二封”。调查人员当场打开一封信，是私人信件。又打开另一封信，有红格宣纸制成的信纸两页，已破碎不全。在信纸红格上部，横书“国民军关东招抚使用笺”。右边直书“革命尚未成功”，左边直书“同志犹须努力”。日本人据此认定，这两个人肯定是蒋介石派来的南方便衣队。
6月12日，日本陆军省发表了一个声明:“……4日凌晨3点钟左右，有3个形迹可疑的中国人想爬上满铁线的堤上。我监视兵走近问他们是谁，他们却要投炸弹。于是我士兵遂刺杀其中两个人，一个逃走。检查中国人的尸体结果，发现两颗炸弹和两封信。其中一封是私收，一封是国民军关东招抚使书信的断片。由这些，可以断定他们是南方便衣队队员无疑。”
但是，纸总是包不住火的。令日本人感到非常难堪的事情发生了，那个逃跑的查大明来到奉天监狱，要求收容保护。张作霖被炸后，查大明听日本人宣传说是“南方便衣队”投弹炸了张作霖，再一看那两具死尸的照片，认出正是自己的两个伙伴。他马上意识到危险，就跑到了奉天监狱。
查大明向典狱长讲述了事情的经过:“我们3人在南满站做小工，因吸食大烟，被日本警察抓走，拘留在一处，也没有审问。先给我们剃头洗澡，然后换上我穿着的这身新衣服和新鞋，并且给我们吃好的，喝好的。住了好几天以后，昨天半夜忽然把我们3个叫了起来，带到南满铁桥地点，对我们说，你们随便走吧！当时我觉得莫名其妙，可是我准知道日本小鬼子没安好心眼，我早就提防上了。果然，这时过来几个日本兵，一语未发，用枪刺向头先的两人就扎。我一看不好，撒腿飞跑，拼命逃进城来。”典狱长听罢，感到事关重大，立即报告上级。至此，奉天当局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证明所谓“南方便衣队”完全是日本人嫁祸于人。
另一个参与此事的刘戴明也没得好下场，事后向安达要钱时，被安达骗到旅顺杀了。 □徐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