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着和服的绿川英子
绿川英子与刘仁的合影
每当战争与和平的主题在中日两国人民之间提起，她的名字就会被两国人民想起；
作为唯一的一位外籍女性，她的塑像已被永远地竖立在重庆的历史文化名人馆里；
她是一位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奋斗了整整十年的著名世界语者和国际主义战士；
她就像是为了和平而来到这个世上，短暂的生命宛若一道划破夜空的流星，最终坠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有人说她比白求恩更加伟大和艰难，并举出三条理由:1、她是日本人；2、她未加入任何党派； 3、她未受任何组织派遣。
抗日战争期间，有一名日本国的年轻女子，她不惜冒着被日本军国主义杀戮全家和诛灭九族的危险，甘愿承担“不忠不孝”和“叛徒卖国贼”的骂名，不远万里，只身秘密漂洋过海，追随自己的中国丈夫来到中国。到上海，经广州，困香港，赴武汉，驻重庆。八年抗战期间，她用自己清脆的嗓音和手中的笔，对自己的祖国和自己祖国的侵华士兵做了大量的反战宣传工作，她那柔美流畅的语音和人类希望和平、反对战争的美好愿望随着无线电波，飞过千山万水，穿越层层云雾，在日本国领土上空和侵华日军之间回荡。一些日本士兵在收听过她的播音后，或放下了屠刀，偷偷地离开了队伍；或面东长叹，剖腹自杀，以谢中华。故时人有评她个人的反战威力大过一支集团军。为此，日本军国主义诬蔑她是“娇声卖国贼”，要她的父母“引咎自裁”；她还用笔写了大量的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恶的文章；她还常去日本战俘营向她的同胞们宣传战争的罪恶与和平的美好；她是一位著名的爱好和平的世界语学者，为宣传和普及世界语不遗余力，用世界语写了大量文章。抗战胜利后，她与丈夫根据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南方局党组织的安排，到东北开展工作，不幸于1947年初，夫妇两人先后因故逝世。东北人民政府将他俩安葬在佳木斯烈士公墓。三十三年后，1980年，经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的亲笔签署，中共中央宣传部追认这位英年早逝的异国年轻女子为“国际主义战士”。不久，由邓小平题写片名的、中日两国影视界以她为原型合作拍摄的电影《望乡之星》开始在两国同时放映。日本著名影星栗原小卷扮演了她。她的故事在中日之间一时传为佳话。1983年，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佳木斯烈士陵园为她修建了陵墓和纪念碑。这位去世时年仅35岁的日本女子就是绿川英子。抗日战争期间，从1938年底至1945年底，整整七年时间，她就生活、工作和战斗在重庆，重庆至今还完整地保存有她当年工作和生活过的好几处旧址。
绿川英子，她的本名或者说原名叫长谷川照子，“绿川英子”是她在日本读书期间，接触并热爱上世界语之后，她自己用世界语取的名字，如果用世界语称呼的话，就叫维尔达·玛约（Verda Majo），意思是“绿色的五月”。“绿色”象征着和平，是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愿望，“五月”则代表着团结与斗争。自从她给自己取了这个名字后，她就一直用这个名字对外和写作。因此，好多人都只知道她叫绿川英子，而不熟悉她的本名:长谷川照子。
绿川英子于1912年3月7日出生在日本山犁县都留郡大原村猿桥的一个富裕的土木工程师的家庭里。她的父亲叫长谷川幸之助，在东京市政府担任土木建设课课长多年。1929年，绿川英子毕业于东京府立第三高等女校，以后又考入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此时的绿川英子，开始接触了奈良地方的劳农组合与各种进步的文化团体。1931年中日“九·一八”事变爆发，震动了绿川英子，她对此事件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抗议，这段时期，她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32年6月，她参加了以日本著名进步作家田雨雀学为理事长的日本无产阶级世界语同盟的进步活动。开始学习世界语，并与反对侵略战争的左翼文化人士有所接触。在一次世界语的学习会上，她激动地表示:“作为一名绿色的世界语者，我毫不掩饰地反对侵略，反对侵略战争。”不久，绿川英子就因“具有危险思想”和“共产党同情者”的罪名被日本警视厅逮捕，释放后又被学校开除。此时，离她可以拿到大学毕业文凭仅差三个月。但绿川英子没有懊悔，她在写给女友的信中表示:“尽管环境恶劣，但我心情平静，今后的生活纵然最不安定，而我的意志绝不会动摇。” _
1935年，绿川英子认识了在东京留学的中国东北青年刘仁，共同的志趣和爱好使他们相互倾慕。1936年秋，绿川英子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与刘仁举行了婚礼。这在当时日本国内法西斯主义猖獗的情况下，对她来说，无疑是需要巨大的勇气。因为当时日本人普遍有一种瞧不起中国人的偏见。在当时的日本，嫁给中国人被认为是一件“非常耻辱”的事。何况绿川英子是与一位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中国留学生结婚，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动。她的父亲对此事大发雷霆，许多亲朋好友也大惑不解。就连当时日本著名进步作家鹿地亘这样自诩为革命者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也对绿川英子风言风语，大加奚落。但绿川英子丝毫没有理会这些旁人的看法，她认为刘仁值得她这样去做，后来的历史也证明，她与刘仁的爱是真挚和值得的。
1937年1月，刘仁因为祖国的需要先期离开日本回到中国，4月15日，绿川英子在刘仁弟弟刘维和朋友们的帮助下，顺利地离开了养育她多年的父母和可爱的家乡，搭乘英国“皇后号”轮船，只身来到了中国。气愤的父亲没有去送她，病中的母亲没能去送她，只有理解她的姐姐和弟弟以及小叔子刘维，默默地与她在横滨的港口告别，祝她一路顺风。
四天后，绿川英子顺利地到了中国上海。在码头上，刘仁握住她的手风趣地说:“我们终于会师了。”不久，绿川英子就与上海的世界语协会取得联系，并参加了他们的活动和上海世界语协会会刊《中国怒吼》的编辑工作，并为会刊撰写文章。1937年6月，她参加了上海各界群众要求释放被国民党政府拘捕的“救国会七君子”的示威游行，她是当天游行队伍中惟一的一名外国女士。事后她自豪地说:“幸亏我是个世界语者，在这里，我不是多余的人。”
在上海，绿川英子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发动的“八·一三”事件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她怀着无比愤恨的心情，以笔代枪，写下了《爱与恨》、《中国的胜利是全亚洲明天的关键》等文章，揭露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她大声疾呼:“我憎恨，我竭尽全力地憎恨在两国人民之间进行的那种屠杀。我的心叫喊着:为了两国人民，停止战争！”她满怀悲愤地写道:“日本人在空中投下了好多燃烧弹，又给地上的平民洒上了汽油，他们封锁了道路，用机枪扫射那些逃命的市民。………这些士兵屠杀着中国人，而他们自己也是日本法西斯的牺牲品。”
在上海期间，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原来，绿川英子到上海后，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她一直未穿和服，穿着打扮尽量和中国妇女一样，没有暴露自己的日本人身份。“七·七事变”后的某一天，一位素不相识的日本女子突然闯进了绿川英子的家中。这位同胞不知道怎样打听到绿川英子的日本人身份，她是来找绿川英子，想和她一起结伴回国。绿川告诉她:“你找错了地方，我不是日本人”。这位同胞还是再三恳求。最后，她告诉绿川说:“几乎所有在上海的日本人都已回国了，听说明天还有最后一班轮船开往日本。我想搭乘这条船，但一个人又不敢。难道你不想跟我一块儿回国吗？”她的话语中已经露出哀求的声调。绿川硬着心肠，背过脸去，还是坚持对这位同胞说:“太太，很遗憾。这儿除你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日本人，你还是请回去吧，祝你明天一路平安。”最后，那位失望的日本女人只好悻悻而去。
绿川英子没有敢看自己同胞离去的背影，她一直背对着门口，直到再也听不见同胞“踏、踏”的木屐声。她才用手撑着桌子，慢慢地坐了下来。是啊，祖国--多么迷人悦耳的字眼!那里有生她养她的父母家乡，有自己情同手足的兄弟姐妹。人们可以断言，那位回国的日本女人比绿川英子幸福，因为她有自己的国家可以作为庇护。而绿川英子却是既有国不愿回，因为自己的祖国正在犯着军国主义的罪行，她不愿与它同伍，又不能进入丈夫的国土，因为这时她和丈夫还住在上海的法租界里。她就像一只双方都要捕捉的小兔，漂泊在危险的“中立地带”。
绿川英子既然义无反顾地背叛了家庭，离开了祖国，追随丈夫来到中国。不仅仅是因为她深爱自己的丈夫，更重要和根本的原因，是她那一颗自从学习世界语、接触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以来，就坚定地立誓要反对任何侵略战争，争取和追求人类与世界和平的心。哪怕反对的是自己心爱的祖国和手足同胞，她也在所不辞。这，才是她选择了要来中国，并坚定地留在中国的真正目的和原因。她仿乎就是一个为和平而生的人。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这样推断:即使绿川英子没有与刘仁结婚，她也会以种种理由来到中国，帮助中国抗战。在艰难的抉择面前，她选择了危险，也选择了“孤独”。然而，满怀一腔热血的绿川英子在中国的境遇又如何呢？她随时有可能遭到仇视日本人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的中国民众的误伤，甚至有可能会以生命作为代价。
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政府正忙于应付战事，无暇顾及像绿川英子这样的日本反战作家的正义之举和她的到来。她要用自己始终不渝的真诚和不懈的努力，来赢得中国民众的信任和接纳，同时要用更长时间的忍耐和理性，来面对自己祖国的仇视和攻击，面对自己同胞的不理解和咒骂。
1937年11月27日，中国军队撤离上海。绿川英子和丈夫刘仁在友人的帮助下，坐船离开上海，准备辗转经广州，再去当时中国的抗战中心--武汉。
这年年底，她和丈夫在广州与郭沫若相识。她向郭沫若表达了渴望投身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愿望。在两国交战的非常时期，一个日本人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的许可，绝对难以在中国的土地上自由行动。在日本过了十年流亡生活的郭沫若，自然非常理解绿川英子此时的心情和她面临的困难，同时也十分钦佩她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勇气和难能可贵的中国情节。 这段时间，绿川英子和刘仁恢复了广州的世界语组织，他们创办刊物，编印小册子，用世界语作为抗日的工具。同时，她耐心地等待着国民政府对她的认可。
就在这时，一个戏剧性的故事发生了:一天，正在广州街头行走的绿川英子突然遇到日机空袭。羊城的天气热得很早。焦急中的绿川英子一边随着人群奔跑疏散，一边用红色的小手绢不停地擦着头上的汗水。突然，几个国民党特务一拥而上，不由分说地将她绑架进拘留所。在拘留所里，她被诬为“日本间谍”，舞动红手巾是在给俯冲的日本飞机打信号。原来，自从绿川英子一踏上中国的国土后，他对中国政府就一直没有隐瞒自己的日本人身份，所以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一直就有特务在暗中监视她的行踪。就这样，一个反战的日本女子，瞬间就成了“日本女间谍”。
在国民党特务的拘留所里，绿川英子百口难辩，被以“日本间谍嫌疑”为由，由广州强行遣送到香港。从1938年2月到6月，生活拮据的绿川英子在香港棚屋里困局了四个月之久。直到6月底，在郭沫若等人的积极帮助下，国民党政府才终于发给了绿川英子入境通行证，准许她到武汉。须知当时中国的国情，如果没有这样的特别通行证，作为日本人的绿川英子，是根本不可能进入中国境内的。
然而，绿川英子并没有把中国政府的这次误解当作一回事，她仍然热衷于中国的抗战工作。她要用自己真诚的努力来向中国政府证明自己一颗热爱和平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