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由于多年战乱，旧中国一直没有能够进行全国性的人口普查，因此中国人口一直未得到准确的统计数据。从1912年以来，关于中国人口数量的统计数值多达几十个，范围从4亿到4.8亿不等，而4.5亿则是流传最广、接受程度最高的估计值。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说:“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和九百五十九万七千平方公里的国土。”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3年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着力于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社会实践还难以提出一项明确的人口政策和生育政策。由于人口迅速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严重后果具有滞后效应性质，并不及时在社会经济中反映出来；相反，由于生产关系变革的胜利解放了社会生产力，表面证明了毛泽东关于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观点的正确性。于是，毛泽东的“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的思想，成为该时期关于人口的主流思想；另一方面，在当时特定的国际国内背景下，苏联鼓励人口增长、奖励多子女母亲的政策和做法，也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并广为舆论所传播。
在上述历史背景下，中国政府自然不会产生限制人口增长和节制生育的决策意识；相反，有关部门从维护妇女健康的角度出发，颁布的限制打胎、节育及人工流产等规定，在理论和实践上执行着一条不成文的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
1950年4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联合发布《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按照这一规定，不仅打胎的条件苛刻，申请打胎的手续也极为严格繁琐。除非关系到孕妇生命健康和儿童抚育，否则禁止非法打胎。在打胎以前必须经孕妇丈夫同意并签字。打胎者，或经公立医院妇产科医生证明，申请批准，或由机关首长批准。属中央所属单位的，须经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审核批准；军事范围的由军委卫生部副部长傅连幛审核批准。
1952年12月31日，卫生部制定了《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该办法规定，除了医学上需要外，已婚妇女年逾35岁，有亲生子女6个以上，其中至少1个年逾10岁，如再生产将严重影响其健康以至危害其生命者方可施行绝育手术。
对于避孕药具的生产、出售，有关部门也有严格的管理规定。1953年1月12日，卫生部又通知海关“查避孕药和用具与国家政策不符，应禁止进口”。
上述规定虽然是着眼于母亲和子女的健康，但是，这些规定以及用法律的力量惩罚违反者的表示，使广大健康的有节育要求的群众失去了节育的可能性。同时，该时期关于人口节育的规定直接导致了人口增长过快，影响了人民生活的改善和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要提倡生育，要有计划地节育”
1953年，为配合即将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1954年各级代表的选举，也为制定“一五”计划提供数据，中国进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翌年，国家统计局发布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的公报:1953年6月30日24时的全国人口总数为601938035人。
此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中国人口已远远超过毛泽东在1949年新政协会议上所说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庞大而激增的人口与自然资源、环境资源、社会资源等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此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已感到住房日益紧张，青少年升学受到校舍的限制，育龄妇女的避孕要求变得强烈起来。政府领导人也感受到了人口增长过快的挑战和压力。
1953年9月29日，周恩来在人口普查3个月后的一次报告中不无忧虑地指出:“我们大致算了一下，我国人口大概每年平均要增加1千万，那么10年就是1万万。中国农民对生儿育女的事情是很高兴的，喜欢多生几个孩子。但是，这样一个增长率的供应问题，却是我们的一个大负担。人多，这是我们的一个优点。但是，优点中也带有困难，这样多的人口，要满足他们的需要，就是一个很大的负担。”虽然周恩来是在肯定“人多是优点”的前提下说这番话的，但这也表明了中央高层开始意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
邓小平是最早一位支持群众进行节育的国家领导人
1953年8月，他对卫生部采取反对节育的政策提出置疑，对卫生部通知海关查禁避孕药具进口表示反对，并敦促抓紧下发《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1954年5月27日，时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的邓颖超就一些机关干部要求节育的问题写信给邓小平。她提出:“有不少已婚男女干部为了避孕，由于得不到指导及适宜的药物工具等而被迫自行盲目解决，采用了一些有损身体健康的办法或引起疾病，以致造成不良的后果。”“目前我国人口出生数相当高……国家卫生机关应主动拟订办法，帮助干部解决避孕问题。”翌日，邓小平就在信上作了批示:“我认为避孕是完全必要的和有益的。卫生部对此似乎是不很积极的。请文委(指当时的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同卫生部讨论一下，问问他们对此问题的意见，如他们同意，就应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
1953年12月，鉴于社会上关于节育问题议论较多，为了表明党中央的态度，刘少奇主持召开节育工作座谈会并明确宣布“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中国搞节育不会闹人口恐慌，人口增长太快困难很多，而且一下子解决不了。
在中央的催促下，1955年2月，卫生部起草了一份给中央的报告，检讨了过去草率反对节育的态度，提出“在中国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是应当提倡节制生育的；在将来，也不应反对人民群众自愿节育的行为”；“对于人工流产、绝育与一般的节育应分别处理。节育应该一律不加限制，并应适当地加以提倡，给予指导。人工流产或绝育应加以限制。溺婴则应禁止”。
1956年9月，周恩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重申了“提倡节制生育”的方针。同年公布的《1956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把节制生育的政策扩展到广大农村。
同一时期，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要提倡生育，要有计划地节育”，更进一步强化了节制生育的社会舆论环境。1956年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加了7900多万吨，几乎翻了一番，但因为人口增加了8000多万，人均粮食产量虽然也有较大增长，但相对来讲就慢得多。面对这一情况，毛泽东开始意识到了人口增长过快的弊端。他深有感慨地说:“我们这个国家的好处就是人多，缺点也是人多，人多就嘴巴多，嘴巴多就要粮食多，增加这一千四百亿斤粮食就不见了，有时还觉得没有粮食。一九四九年缺少粮食，现在还是不够。”于是，毛泽东关于人口的思想渐次从“人多是好事”向节制人口的思想转变，并一度提出了“计划生育”的观点。1957年10月，他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说:“计划生育，要公开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节育工作的重视，有力地推动了节育政策的制定和落实。1957年5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提议因节育施行人工流产或绝育手术的职工按劳保条例给予经济照顾，同年10月国务院予以确认。
(《百年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