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8月底以前，右路军全部走出草地，到达草地北端的班佑、巴西地区。
而此时，于学忠部尚远在陕甘交界的徽县、两当地区。甘肃南部的文县、武都、西固、岷州等广大地区，敌人兵力空虚。
红军此去甘南一路无险。
然而就在此时，聚集在草地北端的右路军却意外地停了下来。
麻烦依然来自红军总政委张国焘。张国焘不愿向右路军靠拢，北出甘南。
包座大捷后，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又于9月1日致电张国焘，通报了敌情和包座战斗的情况，再次要求左路军迅速东进，向右路军靠拢（后称此电为致朱、张第三电）。
但张国焘沉湎在他的南下西进计划里，依然故我。
毛泽东找到徐向前、陈昌浩，希望他们给张国焘做点工作，催他带左路军上来。徐向前提出建议:“如果他们过草地有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去接应他们。”毛泽东感到很好，说:“这个办法好，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就这么办。”徐向前即令四军三十一团准备粮食、马匹，待命前去接应。
中央三番五次电催，徐向前、陈昌浩苦口婆心劝说，张国焘只得命董振堂率红五军为左路军前卫，向草地前进，终开向东迈出了极其艰难的一步。
但张国焘很快就变了卦。
9月9日上午，张国焘给陈昌浩来了份密电。当时陈昌浩正在主持前敌总指挥部的一个政治工作会议，译电员见他正在讲话，就把电报交给了参谋长叶剑英。叶剑英见是给陈昌浩的，没有看电文内容，就随手递了过去。正在讲话的陈昌浩说了一声:“等一会儿再说。”把电报又推给了叶剑英。叶剑英匆匆看了一眼，就愣住了。电报的大意是命陈昌浩率右路军立即南下，并有“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样的字眼儿。叶剑英立刻感到了形势的严峻，以上厕所为名，离开了会场，悄悄赶到了一二百米外毛泽东的住处，把这份电报交给了毛泽东。当时彭德怀恰巧也在场。毛泽东看完电报，眉头不由皱了起来，匆匆在一个香烟盒上抄下了电文，然后把电报又交给了叶剑英。考虑到叶剑英处境危险，毛泽东要他立即赶回去开会。并告诉他，要沉着冷静，谨慎从事，不要跟任何人说起这份电报的事。
叶剑英回到指挥部的时候，陈昌浩的讲话还没有结束。会后，叶剑英装着若无其事地把电报交给了他。
陈昌浩得到了张国焘的密电，更加颐指气使起来，立刻找到毛泽东，说:“张总政委来电要南进。”
毛泽东将计就计，说:“既然要南进嘛，中央书记处就要开个会，周恩来、王稼祥同志病重，都住在三军团部动不了，我和洛甫、博古去三军团司令部，和周、王开个会吧。”
陈昌浩一点也没有怀疑，点点头说:“可以。”
毛泽东、张闻天、博古随即赶到了三军团驻地巴西，连夜召开了政治局紧急会议。毛泽东等一致认为，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严重后果。决定迅速脱离险区，率领红一、三军立即北上。并通知已到俄界的林彪、聂荣臻，行动方针有变，要一军在原地等待。
这次匆匆开始、匆匆结束的会议就是著名的“巴西会议”。巴西会议又一次将红军从危机中解救了出来。
中央率一、三军单独北上的工作在秘密地进行着。
洛甫找到组织部长李维汉，告知他张国焘有电报令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要他负责把中央机关、政府机关、总政治部等单位在次日凌晨带到巴西，会同党中央一路北上。洛甫还再三叮嘱李维汉一定要对上述决定保守秘密。
李维汉接受指示后，立即分别通知了中央机关的凯丰、政府机关的林伯渠以及总政治部的杨尚昆，叫他们明天凌晨就走，对下面只说外出打粮，叫各单位负责人准备好。
9月10日凌晨，李维汉站在路口上指挥各机关行动。
毛泽东迈着很大的步子，走在黑压压队伍的后尾——这是杨勇的第十团。彭德怀走在他的旁边，陪着他。在这样的夜里，彭德怀再一次表现了他的质朴与忠诚。
彭德怀在黑暗中问:“如果他们扣留我们怎么办？”
毛泽东在黑暗中答:“那就只好跟他们走吧！他们总会要觉悟的。”
9月10日凌晨3时，红军大学接到了毛泽东、周恩来亲笔署名的命令，要求他们立即北上。由干部团组成的特科团得令后马上集合，出发前，团长韦国清、政委宋任穷简单地向学员们讲了当前的情况:现在有两条路，一条是向甘肃、陕西北上，一条是回过头去向南，再一次过草地，大家看怎么办？北上是中央的方针，南下不是中央的方针。愿意北上的跟我们走，不愿北上的可以留下。
“我们要北上，不要南下！”学员们异口同声地说。
于是，特科团出发了。接着整个红军大学也出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