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建立中国共产党，人们都会讲到李大钊、陈独秀，以及参加中共一大的毛泽东等人。对于周恩来，无论是从组织上还是从思想理论上，看不出他个人对中共的建立有多大的贡献。但周恩来的思想、行为，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对中共产生了人们不大容易看得到的作用，并在以后产生深远影响。
他所代表的那一批共产党人
当年中共领导成员大体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一批为救国救民而孜孜不倦追求真理的中国优秀先进知识分子，李大钊、陈独秀是也。第二类是“天上掉下来的马列主义者”，以王明为代表，死抱洋教条，脱离中国实际。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第三类是土生土长的山沟里成长起来的马列主义者，以毛泽东为代表。
第四类就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在欧洲创建和参加共产主义组织的那一批共产党人。欧洲是当时世界经济的中心和工人运动的中心，周恩来等在这里的几年中，搜集各种信息，比较各种主义，使他们的眼界比中共其他几个方面的人要开阔，这是不争的事实。
后来的终生行动也证明，周恩来遵守纪律，服从中共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但也没有像“天上掉下来的马列主义者”那样高高在上、教条和脱离中国实际；佩服毛泽东和服从党的纪律，但也基本摆脱了山沟里的那种心胸不开阔、急于求成的缺陷，而是广纳各方所长，实事求是，凡事不偏激，考虑较周全，既宏观又细致。形成周恩来这些优点的原因，与他在人生最能吸纳人类文明精髓的年龄段到欧洲求知大有关系。
他为什么能这样做
有事实为证。第一个例子是对待朱德入党问题上。在这一件事情上可以对比周恩来和陈独秀的差别。起初，朱德找到陈独秀要求入党，陈独秀说，像你这样“行伍出身的军人，没有资格革命。”后来朱德到德国找到周恩来，周恩来细心地倾听他的讲述，他们在柏林的小屋里整整长谈了一夜，周恩来毫不犹豫地介绍朱德入党。这同周恩来的见识肯定大有关系。一个人的经历和见识是丰富宽阔还是单一狭窄，其行事风格是大不相同的。在欧洲四年的周恩来，一下子把眼光从中国扩展到全世界，这会对他个人有很大帮助。
第二个例子是对领袖的看法。1922年8月，周恩来在欧洲写了《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一文，说:“教徒对于神父牧师只有迷信，既心知其非，口亦不敢言。至于共产党人，一方服从领袖的指挥，一方时时监督其行动。”自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确立，之后经过延安整风、抗战和解放战争，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人们对毛泽东的赞扬日盛。
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则说了如下一段话:“在座的朋友们向全国青年宣传的时候，或者是自己学习的时候，决不要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如果这样，我们承认的领袖就成了空谈。既然是谁也不能学习，那么毛泽东不就被大家孤立起来了吗？我们不就把毛泽东当成了一个孤立的神了吗？那是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所宣传的领袖。”周恩来在说这话时绝不会料到毛泽东后来会搞个人迷信，这里绝无指责毛泽东的意思，但现在看这些话，却不能不使我们有所联想，使我们产生周恩来当年不幸而言中的感觉。
即使在对毛泽东迷信最严重的“文革”期间，周恩来的头脑也是清醒的。当“文革”期间滥造毛泽东像章时，周恩来以保证重要战略物资为由，把一大批准备制造毛泽东像章的铝收回。周恩来自己也佩戴毛泽东像章，但一定同“为人民服务”条章一起佩戴，直到去世。
党内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同他相比
恐怕不光周恩来一个人，到欧洲的那一批人，除了李立三曾表现出很短一个时期的极端外，绝大多数人回到国内后的表现都很优秀，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之父邓小平也是其中的一位，由年轻时到过欧洲的邓小平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恐怕不是偶然的，恐怕不是与年轻时到过欧洲毫无关系的。
回顾一下中共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周恩来等不是从一开始就给中共带来了难能可贵的、党和整个中国都十分需要的成分和因素吗？可以说，在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中，对世界最了解、最具世界眼光的，就是周恩来。这样一位人才第一批参加中共并长期担任党的领导人，难道还不是一件关键的事情？之后，周恩来成为第一位代表党同外界打交道的领导人，而且长期是党和国家的首席外交家，不是偶然的。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从中共成立那一天开始，党内就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同周恩来相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