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达吉和她的父亲》1961年公映后，在全国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周总理非常关心此部影片，亲自对比了影片和原小说，评价说“各有所长”。著名电影人赵丹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两人就此展开了讨论。总理身体力行倡导艺术民主、倾听不同意见，笑言:“我周恩来也是一家之言嘛!”
“有利民族团结的作品”
1961年公映的《达吉和她的父亲》，是根据著名作家高缨同名日记体短篇小说改编摄制的。原作发表于1958年3月号《红岩》，记述了“一段关于父亲和女儿的故事”:汉族石匠任秉清之女妞妞，5岁时被彝族奴隶主抢进大凉山，沦为奴隶受尽欺凌与虐待，后被彝族老奴隶马赫舍命救出，抚养成人改名达吉。13年后她被已成为水利工程师、重回凉山工作的任秉清认出。两个父亲都渴望达吉能生活在自己身边，小说围绕达吉的去留，展示了她的内心矛盾，以及马赫与任秉清为争得女儿一度产生的怨恨，最后三人消除了隔阂，任秉清决定落户凉山，与马赫、达吉一起建设新家园。
《达吉和她的父亲》，是高缨深入彝族人民打碎奴隶制以后的生活现实有感而成的。1957年春夏之交，他调入重庆市作协从事专业创作，受到正在进行的彝族民主改革运动的强烈吸引。他先后访问了西昌专区的冕宁县和凉山自治州首府昭觉，认识了不少汉、彝干部和翻身奴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如果能写一点有利于民族团结的作品，该多么好啊！”
高缨开始寻找适合的素材。一次他到凉山州委党校去玩，教务长邀约了几位学员一同座谈。其中有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谈着谈着就哭了。翻译告诉高缨，她原是汉族孩子，从小被奴隶主抢进凉山，饱受折磨，彝名达吉，汉名不知道，只知姓任。后来她又含泪而笑了，说不久前有位老人来找她，说是她亲爹，她说:“我不相信，没敢认。”她谈得不多，却给高缨留下很深的印象。
在从西昌回重庆的漫长旅途上，他开始了小说的构思，虚构了几个人物:翻身奴隶马赫，具有朴素的阶级觉悟，解放后热爱党和毛主席，他正直、刚强，但有不少缺点，爱猜疑、狭隘又暴躁；汉族贫农任秉清，他深受彝族奴隶主的迫害，信赖党，也体贴人，性情慈祥却又固执，觉悟不高，思想里并未将彝族两个对立的阶级严格区别开，对彝胞存在一些错误看法，这是两个直接为主题服务的人物。至于达吉这个中心人物，是间接为主题服务的，需要把她写得更天真、稚气一些。总之，要把这三个人物写成正面的、但却各有缺点的普通劳动者。
剧本体现“新生活”
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发表时，正是“大跃进”年代，文坛公式化、概念化之风盛行，像《达吉和她的父亲》这样具有鲜活内容和独特意蕴的作品十分罕见，在全国颇有影响的《新观察》杂志全文转载后，很快受到文艺界及广大读者的注意。1960年春，峨影和长影决定联合将它搬上银幕，约请高缨改编电影剧本，并派后来担任副导演的张波予以协助。
用高缨的话说，电影剧本初稿是“大胆依样画葫芦”改出的，文艺界的前辈和同行看了都觉得“不大对劲儿”，凉山州委领导同志也说“还不够满意”，他认为主要还是“忽视”了电影与短篇小说在容量与表现手段上的差异，只是简单地将小说像拉面条似的去拉长，像吹气球似的去扩大，剧本的整个情调十分低沉，故事“没意思、没味儿”，人物也跟着走样了。
在第二稿中，高缨将时代背景由解放初期移到了大跃进年代，还加上了人民公社大干水利，人物性格、情节发展虽然基本没有变化，但所表现的任秉清和马赫两个父亲与达吉间的悲欢离合，已成为一个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彝汉两个民族团结的故事。这一改编方向得到了各有关方面的肯定。
当高缨带着这一稿本高兴地来到长影，在新一轮的修改中却又陷入困境。他发现原有的人物性格、故事情节，与变动后的背景、环境不协调，甚至是格格不入。已确定执导该片的王家乙，提出应在新的生活环境中塑造新的人物性格。峨影厂长、后来在片中亲自饰演马赫的朱丹南，也从四川带来了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的建议:在新的时代背景和人民公社环境中，故事应该是喜上加喜的事，情调最好是欢乐的，人物可以写得理想一点，这样更能体现民族团结的主题。这些意见，让高缨心情顿时开朗起来，很快就完成了剧本的重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