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的庐山会议，本来是要反“左”，讨论和纠正“大跃进”以来积累的诸多问题。但由于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使得会议陡然改变了方向。处于政治漩涡中心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既要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反右，又要遵循客观规律务实；既要纠正“大跃进”带来的负面影响，又要维护好毛泽东的威望，这就构成了一些不可回避的两难处境。周恩来顶着巨大压力，既小心谨慎，又敢于负责，将国民经济尽可能纳入正常发展的轨道。
乱云飞渡的庐山，见证了这艰苦卓绝的一幕。
周恩来怀着高兴的心情上了庐山，在会上，他抓住机会全力纠偏务实
1958年的“大跃进”尽管轰轰烈烈，热火朝天，但违反经济规律的做法很快受到惩罚，带来的种种问题开始暴露。
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人显得忧心忡忡，而毛泽东对“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也开始有了觉察和纠正。
1959年6月1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他和周恩来、李富春都持有一致的意见，认为“大跃进”的主要问题，就是对综合平衡、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重视不够。毛泽东说:“不晓得讲了多少年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横直是一样，就是高炉、平炉、小高炉、小转炉，各个工业部门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就没有顾到……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会转弯。”毛泽东实际上讲他自己也是碰了钉子才转弯的。为了促进这种共同的“转弯”，进一步廓清“大跃进”以来的问题，毛泽东提议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把核心人物统统召集到他一直想去的江西庐山。
庐山会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
1959年6月29日，毛泽东在从汉口到九江的轮船上，确定了庐山会议将要讨论的包括读书、形势、任务、体制、食堂等19个问题。此前他在长沙与还在北京的周恩来通了电话，两人都感到现在人们的头脑发热，应该先冷静下来读点书。毛泽东在电话中说，这次会议不要搞得太紧张，要适当注意休息。他还就会议讨论的问题告诉周恩来，在周的建议下又增加了一个“国际问题”。这19个问题都是从总结经验教训的目的出发提出来的。
6月28日，周恩来到达武昌，随后乘客轮至九江。7月1日上了庐山。
对庐山会议，周恩来是抱着很大希望和兴奋的心情参加的。此前，在大跃进当中，因他提出反冒进，受到毛泽东多次公开严厉的批评，以至周恩来不得不向中央提出自己是否适合继续担任总理的问题。可以说，从大跃进开始，周恩来内心是在异常苦闷和矛盾中度过的。在他想辞去总理一年后，事情出现转机，毛泽东主动提出要在庐山“降温”和反“左”，怎不令人高兴呢！
他后来谈到参加庐山会议的心情时，是这样说的:“那时候，是本着一年来党的总路线的执行情况，跃进了一年，大家都很忙，找到庐山来，把经验总结总结。主席说了，也带一点休息的意思。这一年的大跃进成绩伟大。有些问题，在逐步解决，已经解决了不少，剩下的还在解决中，在认识上前途是光明的。是这样的心情，这样的意思上山的。”
当时周恩来的心情的确不错，对庐山会议抱有很大的信心，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回忆说:“上山前，总理约我们在庐山开完会去他家做客……可是会议结束后，这个提议当然不可能了。”
巍峨的庐山紫云缭绕，神秘莫测。
毛泽东7月1日从南麓登上庐山，便抒发了他的豪迈诗情:“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此次庐山会议，毛泽东就下榻在蒋介石和宋美龄曾经住过的“美庐”别墅，他一进来便风趣地说了一声“蒋委员长，我来了！”看起来他的心情不错，对前来看望的江渭清、聂荣臻、曾希圣等人说:“好吧，进屋来谈吧！你们把形势和问题，都一块儿说说，这次中央扩大会议上，主要是反‘左’的问题，不要怕右。”
7月2日，会议第一天，毛泽东便说:“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反“左”，反瞎指挥，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这是经济工作中的根本问题。”
会议按毛泽东定下的基调，从7月3日开始，分6个大区分组讨论。主要是围绕形势和任务，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有的还对“大跃进”以来的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气氛很好。白天学习讨论，晚上听戏、跳舞或看电影。正如薄一波说的“会议开得轻松愉快，人们称之为‘神仙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