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围绕中共是否接受共产国际经费援助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陈独秀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拒绝经费援助，马林在中共服从共产国际领导的前提下坚持提供经费援助，最终经费援助问题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得以圆满解决。
缘 由
早期参加筹建中国共产党的人员大多是青年，一般没有固定的职业和收入来源，要在短时间内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党，宣传、组织等费用光靠陈独秀、李大钊等少数知识分子教书、写文章挣来的钱是远远不够的。因此，经费问题成为建党中的一个大问题。1920年4月底，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上海会见了陈独秀，除了向他提出组织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共加入共产国际问题外，还向上海共产党人提供经费资助，使成立共产党的各项准备工作搞得红红火火，像《共产党》等杂志就办了几个，加快了在上海以及南方建党的步伐。8月上旬，中国共产党上海支部发起组成立会议召开，陈独秀被推选为书记。12月，陈独秀又利用应陈炯明邀请赴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机会，在1921年春重建了中共广东支部。此时，虽然共产国际在推动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面临着严重的经费短缺问题。如1921年1月维经斯基回国后，中共上海发起组即“经费无着”，许多宣传刊物被迫停办，对工人的启蒙教育也不得不终止。但陈独秀仍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反对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他在支部会上说:“党员应该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我们党现在还没有什么工作，要钱也没用，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尽力而为，我们不能要第三国际的钱。”他还诙谐地说:“你们看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朱谦之，不是常在报上写文章骂我陈某崇拜卢布，是卢布主义吗？然而，他们恰恰又给我上了一堂课，人家的钱不能要，拿了人家的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干，不能受制于人。总之，我是不愿被别人牵着走的。”大家听了连连点头。
陈独秀在共产国际经费援助问题上打的预防针非常及时。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达上海，在会见了代理书记李达和李汉俊后，即提出中国共产党应加入共产国际、并接受共产国际经济援助以开展党的工作，他还毫不客气地向李达要工作报告和经费预算。受陈独秀影响的李达、李汉俊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是否加入共产国际也还没有决定……至于经费方面，只能在我们感到不足时才接受补助，我们并不期望靠共产国际的津贴来发展工作，从而拒绝了马林提供经费的要求。在马林的催促下，上海党支部向全国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派2名代表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为使各地代表不致于因旅费问题而误会，马林拿出自己的活动经费，在发邀请函的同时向每位代表寄去路费100元。他还多次发函电，希望陈独秀回沪参加“一大”，甚至派包惠僧到广东接陈独秀到会。因为陈独秀兼任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校舍而抽不出身，于是指派包惠僧代表他本人出席“一大”。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陈独秀虽未参加会议，但由于他在建党中的威望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认可，仍被选为中共中央局书记。
“一大”闭幕后，马林虽未与陈独秀谋面，但他对陈独秀作为共产党领导人在资产阶级政府中做官是不满的。尤其是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中国这么长时间，陈独秀居然不来见他，简直不把共产国际和自己放在眼里，至于其他在上海的中共党员如李达等人，每当马林提出有关工作计划设想时，则托词等陈独秀返沪后再作决定而予以抵制。由于中共一开始就没有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所以“一大”后经费短缺再次成为中共面临的首要问题。每月虽只用二三百元，但还是难以筹措，李达等人只好函告陈独秀，请他设法筹集经费。鉴于这种情况，8月马林在与张国焘商谈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时，再次表示要向中共提供活动经费，他说:“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共产国际有帮助各国共产党的义务，而中共也应坦然接受。”马林还要求张国焘立即编制工作计划和经费预算。按张国焘的预算，“总共预计有30人按月领取生活津贴，每人约需20元至35元。这个机构全部开支及出版费用每月约需1000多元。”马林见所需经费如此少，大笑着表示同意，决定全部经费都由共产国际补贴，中共自己所筹集的经费可作为它用。但此后中共中央讨论此事时，决定把这“视为一个试行的草案，等陈独秀先生返沪后再作最后决定”，再一次拒绝了共产国际提供经费援助的要求。
马林碰了钉子后，急切地盼望能早日与陈独秀会面。为此，他曾专门召集张国焘、李达、包惠僧等人开会，讨论陈独秀回上海的问题。会上马林不满地说:“陈独秀先生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应当回到上海，尽到责任，不能由别人代替，国际上没有这样的先例。”于是，会议决定派包惠僧去广东接陈独秀迅速回上海主持党中央工作。马林对包惠僧说:“包先生，你要对陈独秀先生讲清楚，要他回上海，不仅是中国党的意思，也是我的意思。”随后不久，包惠僧就去广州接陈独秀回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