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傅斯年》是一部不同寻常的个人传记,他们在20世纪下半叶所遭遇的命运剧变,谱写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哀歌。作为北大培养出来的学者,傅斯年先生对北大有一种特别的感情。1945年,他和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同忆北大。这段被历史烟尘湮没的往事,今天读来,依然令人感慨。
乱世策士梦
1945年,在国共两党各不相让,且剑拔弩张的历史转折关头,第三党——即在抗战后期组建的中国民主同盟登场了。此同盟成员大多是散落于社会各界的儒生、策士,首领如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左舜生等。他们幻想通过三寸不烂之舌,通过游说权变,实现国家和平。
1945年6月2日,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7位国民参政员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提出访问延安,并“希望继续商谈,以使抗战胜利早日到来”。
此次重组访问团的6人中,黄、章、左、冷皆属于民主同盟或与之有密切关系的成员;褚辅成是老国民党党员,素以老实的读书人著称;傅斯年属于无党派人士,学界重量级大腕。很明显,褚与傅加入这个班子,是受到黄炎培等人极力鼓动与拉拢方加入的,主要目的是给外界造成一种多党派、多团体的民主气氛和色彩。
对此,罗家伦暗地里曾略带讽刺地劝说过傅斯年,让其“不要和蟋蟀一样,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来”。意思是不要跟着黄炎培、章伯钧等一班人闹腾,天下事不是靠黄、章等几名策士就可以捭阖得了的。但此时尚心存侥幸与幻想的傅斯年已听不进朋友之劝,竟跟着黄炎培等人匆匆上了飞机,开始了他的梦想之旅。
当此之时,中共中央正在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此来电未予理睬。直到6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才复电在重庆的中共负责人王若飞,让其转告7位参议员,欢迎彼到延安一叙,还说:“估计蒋得此消息后,不一定要他们来,如仍许其来,即使无具体内容,只来参观,亦应欢迎之,并争取你陪他们同来。”
电文由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亲手交给黄炎培,黄看罢极度兴奋,立即与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等人商定了三条合纵连横的计划。当黄炎培兴冲冲地准备把电文递交蒋介石批复时,却遭到了国民党方面与中共谈判代表王世杰的当头棒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