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新著《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选择李鸿章从政40年所写奏折作为研究他与近代中国历史的基础，其优点首先在于材料的扎实和可靠。作者逐篇细读这些当年专门写给皇帝的“请示汇报”，很多深藏在历史皴褶中的东西，都被他一点一点地剔了出来。而李鸿章的性格、人格、心机与权谋，也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地表现。奏折是臣属写给皇帝看的，所奏之事都是国家、地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诸方面的大事，牵扯到各方利益、幕后交易，以及决策的过程，虽说是台面上的事，却也有许多玄机藏在里面。其中有些事又与上奏者的个人利益甚至身家性命密切相关，所以，奏折的写作者一定要揣摩皇帝的意图、天下之大势，以及朝野的舆情风向，所奏未必都是实情。但即使这样，后来的研究者也能从中窥视其内在心理动机以及客观条件可能造成的影响。更何况，他为了说服朝廷接受自己的主张，或相信自己所奏之事，也会列举种种理由，或陈述详尽的事实，这就自然要透露出许多重要的信息，甚至国家、地方的机密。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这些材料真的是非常难得、非常宝贵的。
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李鸿章是个绕不过去的人物。自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至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大约40年间，举凡中国所发生、所遭遇之内政、外交、经济、军事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几乎没有一件不与李鸿章发生过关系。他参与过剿灭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军事行动。他还是洋务派的领袖级人物，创立北洋水师，办新式学堂、开煤矿铁矿、造机器、造轮船、修铁路、设邮电局、选派留学生，几乎都是他开风气之先。他周旋于列强之间，先是“以夷制夷”，继而“与列强结援”，尝以善办外交自诩，他也确曾以数次和议而暂时化解了国家的危机。在这40年中，他从江苏巡抚一直做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位高而权重，曾有“晚清第一重臣”之称。但同时，他又是一个争议最多，麻烦不断的人物。古人说，盖棺论定。李鸿章盖棺已百年有余，至今论而未定，可见其难度之大。事实上，直到今天，我们也没能给予李鸿章客观公正的评价，许多论者仍然“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梁启超语）。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除了有一些偏见、成见之外，我想主要是李鸿章这个人与中国近代史的关系错综复杂，其中的是非曲直一时半会儿还不能有明确的答案。这不仅有赖于思想的解放，还要仰仗于有心人对材料的发现和发掘。
雷颐就是这样一个有心之人。奏折固然不是新材料，它一直静静地躺在档案馆里，已经躺了百余年，如果没有人唤醒它，它永远是一堆死的材料。雷颐对李鸿章奏折的细读把这堆死的材料激活了。这是需要一点耐心的。过去讲到做学问，主张“板凳要坐十年冷”，这在今天的一些人看来，是太不“经济”了。在这个“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现代社会里，皓首穷经一定被认为是傻子、呆子、迂腐和保守，是大家嘲讽、揶揄的对象。而当代英雄一定是那些一年写好几本书，乘早赶着出名，赶着捞钱的聪明人。这种对待学术的态度，是很令人担忧的。以前，很多材料都是封闭的，我们想看也看不到，现在，很多材料都公开了，我们却又为着名、利，不肯坐下来细读，难道我们的历史研究注定了是要永远浮在空虚的泡沫上吗？历史研究不是显学，有志于研究历史的人，是要耐得住寂寞的，在这里没有捷径好走。但是，收获的快乐恰恰就在这寂寞之后。对此，雷颐深有感触，他说:“‘奏折中的历史’往往比只有‘结果’而缺乏‘过程’的‘史册中的历史’更加生动、丰富，给人的历史感受更加深刻。”
这些奏折就像一张张历史的底片，它们所显现出来的李鸿章是生动的、具体的，绝非一两顶帽子所能概括的。无论是他的为官、外交，还是洋务，透过奏折中的文字，都呈现出复杂性、残酷性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性。读了这些奏折和雷颐的读解文字，我们对李鸿章其人其事，对这个衰世忠臣在大变动时代的竭力挣扎，对于他的力图维持一个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中的腐朽政权的无奈心境与悲凉命运，以及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都有了更加深刻、详尽、生动的了解，这是我们应该感谢雷颐的。
《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 雷颐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8年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