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文武百官向皇帝“上书言事”。历来喜欢读史的毛泽东，对古代“上书”的作用及特点很感兴趣。在读《旧唐书》、《新唐书》的过程中，毛泽东对其中几篇有代表性的“上书”，如马周上唐太宗书、朱敬则上武则天书等反复阅读，在浓圈密画中留下了不少评点文字，很值得我们回味一番。
高度评价马周上唐太宗书
称其为“贾生《治安策》后第一奇文”
马周（601－648），博州茌平（今山东茌平）人，从小孤贫好学，尤其精通《诗经》、《春秋》。他早年十分落泊，经常受到地方官的欺侮。一气之下，他西游长安，做了中郎将常何的门客。想不到命运就此发生重大转机。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李世民令百官“上书言得失”。常何是个武夫，不通经史，无奈之下只好请马周代笔。马周条陈二十余事，样样皆合唐太宗的心意。当唐太宗问起这件事时，常何诚实坦陈全由门客马周起草。唐太宗喜出望外，立即召见马周。从此，马周平步青云，荣宠备至。
毛泽东对马周这位出身寒微，但却才识超群、深得唐太宗赏识的人物情有独钟。他仔细阅读《旧唐书》、《新唐书》中的《马周传》，对马周的多份“上书”都很留意，尤其对《新唐书》所载马周在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的一封“上书”密加圈点，并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为“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
马周的这封“奇文”，直陈己见，不事虚饰，表达了如下几个主要观点:
一是奉劝唐太宗“节俭于身，恩加于人”，为子孙立久远之基。马周说，“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而大要节俭于身，恩加于人，故其下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也”。毛泽东在“节俭于身，恩加于人”处逐字加了套圈，天头上还连画了3个大圈，以示这8个字为其中要旨。
在强调历史经验之后，有感于民间之怨苦与京师之奢侈，马周直陈时弊，语重心长地说:“陛下少处人间，知百姓辛苦，前代成败，目所亲见，尚犹如此。而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即万岁后，圣虑之所当忧也。”毛泽东在“陛下少处人间……目所亲见”处字字加了旁圈。马周的文字情理交融，毛泽东密加圈点，神交古人，在会心中感慨系之。
二是劝告唐太宗在人有余力的情况下再行贮积，不可横征暴敛。马周说:“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唯在百姓苦乐。”这种百姓苦乐决定国家兴亡的观点，毛泽东是很赞同的，所以他在此处天头上画了3个圈，又逐字加了旁圈。马周还强调，民众劳苦而征之不息，如果遇上天灾边患，则最容易出现狡狯强梁。毛泽东鉴于马周说得深刻，在其所言“贮积者固是有国之常事，要当人有余力而后收之，岂人劳而强敛之”处逐字加了圈画。
三是提醒唐太宗吸取西汉“七国之乱”、西晋“八王之乱”的教训，不可对诸王“溺于私爱”，树置失所，而要预为节制。马周说，皇帝之子不愁富贵，如果对之宠遇太厚，一方面会导致他们恃恩骄傲，甚至危害社稷，另一方面也会引起皇位继承者的忌恨。他以曹操宠爱曹植，结果曹丕继位后迫害曹植为例，说明“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疑而畏之也”。毛泽东对这句话加了旁圈。马周希望唐太宗避免“前车既覆而后车不改辙”，毛泽东在天头上连画3个圈以示重要。
四是建议唐太宗重视刺史、县令等临民之官的选拔，加强基层政权建设。马周说:“臣闻天下者，以人为本。必也使百姓安乐，在刺史、县令耳。县令既众，不可皆贤，但州得良刺史可矣。”毛泽东在“必也使百姓安乐”一句下，逐字加了圈画。马周笔锋直指时弊，认为朝廷独重内官，而对刺史、县令等直接临民之官的选拔颇为草率，真正“以德行见称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这种重视基层政权建设的观点，很符合毛泽东的政治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