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史式新说帝王往事》 ，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6月出版）
明太祖朱元璋被称为“平民皇帝”，他甚至被一些旧式史学家捧为“民族英雄”。这类说法不能说没有一定的根据。元廷灭宋，朱元璋在元末抗元起义中，削平群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不正是“民族英雄”吗！在中国历代皇帝中，朱元璋的家庭层次低得不能再低，穷得不能再穷。他当叫化子讨不到饭，当小和尚化不到缘，经常饿得头昏眼花，冷汗淋漓。他的投军，最初不过是混碗饭吃，哪有什么雄心、野心，后来居然打下了江山，这都是给环境逼出来的。这不是“平民皇帝”又是什么！既然是穷人出身的皇帝，对百姓总应该好点。现在让我们揭开史书一层一层的面纱，看看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
不打元兵 专打友军
在元廷的暴政统治之下，老百姓长期过着“窦娥冤”式的生活，有冤无处申，有理无处说。公元1351年，当元廷征集数十万民工治理黄河之时，在工地上挖出了一个石人，只有一只眼睛，于是民间盛传“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以黄河工地为中心，抗元的怒火燃遍了中华大地。英雄四起，各据一方。元廷虽然派兵镇压，但是起义军此伏彼起，元廷穷于应付。四年之后，起义军首领刘福通部打出“反元复宋”的旗帜，拥宋徽宗的后裔韩林儿为帝，在亳州建立政权，国号大宋，年号龙凤。各地起义军虽多使用龙凤年号，不过是遥相呼应，虚张声势而已，大家仍然是各自为战，并未听从大宋政权的指挥。
朱元璋自己没有任何本钱，投身的还是一个小首领郭子兴的队伍。作为郭的贴身卫兵──亲兵，由于忠心、作战勇敢，他逐渐取得郭子兴的信任，娶了郭的义女马氏为妻。郭子兴死后，他取而代之，自己就有了本钱。
在这一场大混战之中，朱元璋的表现如何呢？当时他的根据地在今安徽省的中部，如果他真正是抗元的“民族英雄”，那他进军的矛头应该直指北方──元廷的所在地。但是从他率领郭子兴的部众开始，到他于1368年登上帝位之前，这10余年间他的进军方向始终是向东──打张士诚，向西──打陈友谅，向南──打方国珍，从来没有向北进军去打过元兵。
这些行动是不是出于某种不得已的原因，或者是由于某些偶然因素所造成？不，这种“不打元兵，专打友军”的做法是朱元璋的“既定方针”，这个“既定方针”是由他的一个同乡同宗儒士朱升代他拟定的，有史为据，有案可查。朱升向他建议的行动纲领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所谓“高筑墙，广积粮”就是筑好防御工事，多存粮草，暂取守势，不要出击，自己保存实力，坐山观虎斗。等到别人实力耗尽，再出来收拾残局。所谓“缓称王”，是指对付元廷的策略。许多友军称帝称王，成了元兵打击的目标，太不合算，不如先做缩头乌龟，在别人大事招摇之时，深藏不露，设法自保；等到时机成熟，然后一鸣惊人。从后来朱元璋所吟的《菊花诗》看来，他对朱升的建议已经心领神会。《菊花诗》曰：
百花发时我不发，我一发时都吓杀；
要与西风战一场，满身披的黄金甲。
从许多有记载的历史事实看来，朱元璋也是诚心地奉行这一斗争策略。在许多抗元起义军纷纷北上之时，他按兵不动，坐视友军与元兵血战，付出重大牺牲。在友军互相火并之时，他又拉一方打一方，从中获利。他从起兵到登上皇帝宝座，一共15年。前10年中，他在夹缝中生存，坐大；到后5年，他才重拳出击。1363到1364年，他消灭了陈友谅这一股势力，尽得江西与两湖之地；1367年，他又集中力量，一举消灭了张士诚和方国珍两股势力，取得江苏、浙江、福建这一大片地方。
10多年中，他一直“缓称王”，只打“大宋”的旗帜，用“龙凤”的年号，让刘福通、韩林儿做自己的挡箭牌。待韩林儿兵败前来投奔，他觉得这个傀儡已无利用价值，就害死了韩林儿，自己先称吴王，再登位做了大明皇帝。这时南方已被削平，消除了后顾之忧，他才大举北伐，挥军直捣元廷。经过十几年的战斗，许多勇敢北伐的起义军早已击破了元兵的主力，再加上元廷的大将“窝里斗”愈演愈烈，已经无力对外，朱元璋大军北伐，如入无人之境，坐待“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光荣。
朱元璋一直把抗元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却在后方蚕食友军，耐心等待元廷主力的溃败，和各路友军实力的耗尽。时机成熟，他才下手，不仅摘了许多“大桃子”，而且坐得“民族英雄”的美名。
十几年中，他韬光养晦，不显山不露水，如果和元兵接触，他又是怎么处理的呢？请看《明史·大祖本纪》中的一段记载：1354年冬，元兵大败张士诚于高邮，进而围攻六合。这已经威胁到朱元璋的根据地，他不能不介入，与元兵发生冲突，缴获了许多马匹。他因此觉得不妥，赶快进行了补救。派地方父老牵牛担酒去向元将谢罪，并送还所获马匹，还向元将解释说：“我们之所以守城，是在防他盗（实指友军）耳！”当时元兵正集中力量打击张士诚，也不想过多追究，此事才过了关。请问：这样的民族英雄，是不是要打折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