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远古时期，人类对自身的躯体不甚了解。他们往往根据一些简单的现象来推测复杂的事物的真相。比如，毛发、牙齿的脱落和丧失意味着衰老和死亡，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由此他们猜测，身体里的任何东西的流失，必然造成对健康的损害，尤其是男人的精液，那一团白色的稠状物质，有着孕育子孙后代的神秘功能，它的流失，自然会被认为有着更加神秘的对生命的伤害性了。
见过很多看过中医的男人，他们个个都被戴了一顶“肾亏” 的帽子;也见过不少因“肾亏”而“补肾”的人，但从未听见过谁说把“肾”补得不“亏”了。对那些相信朴素唯物主义的男人来说，补肾大概是一项终生的事业。生命不息，就要“补肾”不止。这实在是套在中国男人精神上的一副无形的枷锁，比有形的枷锁能更有效地限制心灵和躯体的自由。
郭芳的婆婆大概既相信“一滴精十滴血”之类的养生之说，又认为一次性活动等于连续干半个月超重体力活。但这不会是她限制儿子与儿媳夫妻生活的唯一原因。我们绝对相信她对儿子有着崇高的母爱。但在儿子成年之后，她还亲自干那些本该成年儿子干的体力活，这样的爱里面就有自虐的成分了。自虐和施虐是一对双胞胎，她不让儿子与儿媳过正常的夫妻生活，就是她虐待他人的证据。
不仅如此，郭芳的婆婆的那种过分的母爱最主要的还是源于心理上对失去儿子的恐惧。表面上看是怕失去儿子的性命，实质上是怕儿子被媳妇抢走，大凡是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单亲家庭)的家长在儿女长大后都有这种恐惧。所以她的一切都在强调她比媳妇郭芳更“爱”儿子，更“关心”儿子(比如她说：“妈为你好，还是媳妇为你好?”)。她用“爱”来“控制”儿子，使儿子产生报恩心理，如果儿子不听话，就会自然而然产生内疚感。内疚是最具破坏性的情感反应之一，一旦出现便如影随形，让人一刻都不得安宁，所以王辉只有听话才能避免内疚。这也是所有伦理道德标准起作用的共同机制。儿子听话就一切都好办了，她也就永远不会失去儿子了。听话的程度是有标准的，越是在重要的和个人化的事情上听话，就越有价值。对成年男人来说，最重要和最个人化的事莫过于性了，所以王辉大概算是天下最“乖”的孩子了。至于他是不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的男子汉，那并不是他母亲关心的问题。
还有，郭芳的婆婆的行为也无可置疑地表达了对郭芳的嫉妒，而且是心理的和肉体的双重嫉妒。她自己都意识不到的想法可能是：我那么早就失去了男欢女爱的快乐，你当然也应该尝尝我尝过的那种寂寞痛苦的滋味了。否则怎么公平?
解决这个家庭问题的办法是：首先让郭芳的婆婆获得正确的性知识，这一点可能比较容易做到;其次是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让她明白自己那样做的潜意识动机，这可能比较难一点。王辉自己则应该意识到，委屈自己和妻子并不是报答母爱的好办法。而郭芳则有权利获得她本应拥有的自由和幸福，但在方式上应该温和、温和、再温和，否则就可能有面对更难以解决的问题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