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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导演尤恩·库奥斯曼恩（Juho Kuosmanen）的电影《一个不愿观看〈泰坦尼克号〉的盲人》（以下简称《盲人》）获得2022年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最佳影片，他2021年的电影《六号车厢》获得了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审团大奖，之前他还拍摄了短片《记号笔》（2008）、《卖画商》（2010），后者获得了戛纳电影节短片基石单元三等奖；库奥斯曼恩的第一部电影长片《奥利最开心的一天》（2016）斩获了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大奖。同是芬兰导演，库奥斯曼恩的电影与阿基·考里斯马基的“冷峻”风格不同，他的电影善于将隐匿的、不可见的价值体系、系统、秩序的操控呈现出来，让人物在“临界境遇”中，通过单纯、直接与天真的方式对系统操控进行超越，从而改变了人存在的层次与境界。库奥斯曼恩着意呈现与强调在后人类时期或后现代语境下，城市环境中人自然的、未经过分雕琢的部分，放大其高贵的本真特征。总体来看，《盲人》对盲人之坚强与独立的刻画，多少有煽情和泛滥之嫌。《六号车厢》与《奥利最开心的一天》这两部影片则代表了导演自然、质朴与单纯的风格，影片中生活的烟火气、氛围与个体体验，可以抵达人心的净化与升华。
库奥斯曼恩的“心肠”与“单纯美学”
有学者在谈到王小波的小说之所以吸引人的时候，谈到了他的小说中最重要、最感人的不是“王小波的智慧”，而是“王小波的心肠”，或者叫良知，这一点在愈来愈“精英化”的现代社会中尤其难能可贵。此处借用“王小波的心肠”中的“心肠”一词来概括在《六号车厢》与《奥利最开心的一天》中导演库奥斯曼恩的某种特质。“心肠”一词代表着一个人的选择、认知与“自我怀疑与反思”的存在与行动。
《六号车厢》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990年代末期的俄罗斯——年轻的芬兰女性劳拉在面对“我是谁”这个问题时，做出多次选择并逐渐成熟起来。库奥斯曼恩在电影中，一方面刻画了数字时代来临之前，人们的精神存在状况，一方面对比了精明的“言行不一的假冒伪善者”莫斯科大学教授们与粗鲁、单纯而天真的矿工。莫斯科大学教授们的嘴脸犹如塔可夫斯基在电影《安德烈·卢布廖夫》里对法利赛人的描述：“他们是绝顶的骗子，有学问还很狡猾，他们甚至为了得到权力，学会了读写，以此利用着人们的无知。”《奥利最开心的一天》讲述的故事发生于1962年，展现年轻的拳击手奥利在一场拳击比赛前后的不同选择、判断和认知——奥利最开心的一天是他拳击比赛失败的那一天，因为那天他自己战胜了自己，挣脱了物质、金钱与名利对自己的束缚与操控，回到了他作为朴素的“面包师”的身份与工作。导演“好心肠”地让奥利和观众寻回自由，而不受外在世界秩序、规训与物化的操纵。
《六号车厢》中前来俄罗斯学习语言的劳拉，租住在莫斯科考古学教授伊琳娜的家里。伊琳娜既将家里的一个房间租给劳拉，又向她炫耀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学识、地位和财富，并从情感、感官刺激与精神方面俘获了劳拉，以至于劳拉说她“太想拥有那样的生活、那样的公寓，它有着好看的老式硬木地板，挑高很高，墙上还贴着墙纸，还有家族传承多年的老式家具，周末可以去散步很久，有时候还会去博物馆，晚上大家一起喝酒、欢笑、聊天”。这是考古学教授用看不见的、无器官的及无所不知的系统操控了劳拉的身体、意识与思想认知，若不是劳拉要去遥远的北方看摩尔曼斯克岩画，她将会永远被这套价值体系奴役，但是导演库奥斯曼恩“好心肠”地让迷茫的劳拉在六号车厢里遇到了北方雪原上的矿工廖沙，通过对比伊琳娜的伪善、芬兰艺术青年对诺言的背弃，矿工廖沙的天真、单纯与善良如宝石般高贵，让劳拉知道这次岩画之行对自己意味着什么。除了认知上的超越与升华，她还收获了单纯的爱情，虽然廖沙在纸上向自己告白，写的是她教他的骂人的芬兰脏话，但在他看来，那就是“我爱你”的意思，解构了语言体系也解放了语言。
粗鲁、粗粝与狂欢
与当下的好莱坞大片及快消文化相比，库奥斯曼恩的电影中更有一种自然而原初的人的因素在流淌，他尽量还原人的单纯、朴素与粗犷的一面，去掉功利主义的算计、精明与谋划。在《六号车厢》中，俄罗斯小伙子廖沙一边喝酒，一边跟同一车厢的芬兰女孩搭讪。跟大部分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一样，他一上来就好奇劳拉的异域语言、个人隐私，粗鲁地开她的玩笑。在他跟劳拉学了芬兰语“你好”“再见”后，被芬兰语的发音及重叠式的不同表意方式逗乐了，他开心、真实而“放肆”地嘎嘎大笑，其“不文明”的状态令被规训过的劳拉感到不安和厌烦。廖沙继续向劳拉学习芬兰语“我爱你”，因被伊琳娜不能随同前来及俄罗斯小伙子的聒噪搅扰，劳拉将芬兰脏话顶替“我爱你”，教给廖沙。醉后的廖沙酒气熏天地开劳拉的玩笑：“那你告诉我你干嘛一个人坐火车……你是……卖……卖淫的吗？”这句粗俗的玩笑话引起了劳拉对他的鄙视与愤怒。但随着伊琳娜的背叛、录像机被芬兰同乡窃走，劳拉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选择与认知。
在黑白电影《奥利最开心的一天》里，奥利一开始就沐浴在运动的光线中，开着车去见赖娅，自足而自由。奥利穿着赖娅父亲的正装参加完夏日婚礼后，归来的路上，他喜悦地看着月光下赖娅脱掉衣裙，和其他年轻人一道跃进路过的河里，赖娅游上岸时嬉笑着向奥利喷吐河水，她的光亮皮肤、矫健的身体像灵活的海豹一样充满动感与生命力。赖娅与奥利一样，对美好事物有着共同的认知，并看到了教练兼经纪人埃利斯、队友及赞助商们的真相与本质，最后冲破名利的迷障与系统奴役，进入自由且充满喜悦的“神圣世界”。比赛失败的晚上，两个人再次走在月光下，一对手拉手的老年夫妇走过，赖娅问奥利：“我们会像他们一样开心吗？”奥利微笑着拉起赖娅的手回答说“是的”。导演以酒神狄奥尼索斯式的非理性狂欢，恢复被理性秩序压抑之事物的合法性、生命力与创新发展。
未被“精英”异化的质朴与天真
库奥斯曼恩的《六号车厢》虽然是发生在俄罗斯1990年代末期的故事，但却不是一部关于政治的电影，而是一部关于人的电影，探讨什么是真正的人——是经历了“精英化”规训的莫斯科大学咬文嚼字的教授们，还是人类久违了“自然感”的、未经过完全“道德谱系化”的矿工？在这里不得不说，导演库奥斯曼恩是一位尼采主义者。
《六号车厢》电影一开始，莫斯科的教授们在派对上高谈阔论、极尽语言知识游戏，其中的劳拉疲惫不堪地掩盖自己的“知识不足”，后来为了证明与炫耀自己具有和“精英”一样的认知与知识，她还借用教授们的话向矿工廖沙解释自己去看岩画的原因：“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起源，这是人类天然的需求，了解过去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下。”除了试图拥有更多知识，劳拉还想尽可能多地拥有回忆，她试图用DV摄影机记录所有她认为重要与开心的时刻。如尼采曾说过的：“我们的心里真正关心的只有一件事，一定要带东西‘回家’，至于生命及所谓的生命‘体验’，我们当中曾有谁于此认真对待？抑或曾有谁于此耗费光阴？离每个人最远的人就是他自己。”（尼采《道德的谱系》，梁锡江译）她总是想用记录一切瞬间，尤其是在莫斯科的“美好时光”，来保留所有的记忆。但生活是不断流动、变化与绵延的时间，想要记录每一个瞬间是不可能的，用身体体验每个瞬间即意义。如尤恩·库奥斯曼恩所说：“劳拉最后真正体验到的，不是一动不动的万年石像给她带来的任何感受，而是和另一个人共享的那些稍纵即逝、不会重来的瞬间。”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珍视他的那朵玫瑰花，也是此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