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暖花开，一部见证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纪录电影《进城记》正在影院“绽放”。三年前，焦波执导的纪录电影《出山记》首次把镜头对准了这一题材，讲述了遵义市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的一个贫困乡村大漆村的群众走出大山的故事。如今，《进城记》再次聚焦这些搬迁群众，把他们如何从移民变居民的故事生动地展现了出来。
真实影像让观众热泪盈眶
出山不易，进城更难。作为《出山记》的姊妹篇，纪录电影《进城记》以2018年6月底遵义市易地扶贫搬迁的贫困农民走出大山、进入城市开始新生活为素材，持续跟踪搬迁住户，记录了杨多晏、覃猛等为代表的群众出山进城后如何适应新生活、创造新生活的点滴变化。
影片在主人公选择和人物故事表达方面，不粉饰生活，不规避矛盾。杨多晏是从大山里搬迁到遵义新蒲新区幸福社区的一户居民。拆迁之前，45岁的老杨在村里以养羊为生。移民搬迁后，老杨一直无法适应城里的生活。在多次应聘失败后，老杨直接把新家的钥匙扔在社区书记熊文霖的办公桌上，扬言要回老家。
后来，社区帮助他争取到一笔创业贷款，他做起了贩羊的生意，生活慢慢好了起来。而贪玩不爱学习的儿子仍是他最大的烦恼。为此，他特意带着儿子回了趟山里的老家。坐在废墟上的他触景生情：“过去的老家和现在的老家不一样了，这就叫改变。你一定记着这种改变！”这番含着泪水的话，终于让孩子找到了新生活的方向。
“‘这就叫改变！’，这句话特别深刻。”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纪录片委员会会长高峰评价，“《进城记》忠实地记录了这种改变，让我们为主旋律热泪盈眶。”
拍摄对象成长为摄影师
影片中另一位主人公是从务川搬迁到新蒲新区的覃猛。他和妻子在社区附近开了一个小餐馆，由于生意不景气，小两口经常闹矛盾。在社区的帮助下，他结合自己的文艺特长，组织亲朋好友开了一个婚庆公司。在事业成功的同时，他的小家庭还迎来了一个新的生命，家庭也逐渐和睦幸福。片中的他积极乐观，大胆追求自己的人生，让观众看到了新时代的青年农民形象。
焦波回忆，自己是在剪辑《出山记》时注意到覃猛这个小伙子的。“当时有一场戏是抽房号，别人抽到都是读一下房号，唯独只有他说了一句话，‘如我所愿’！当时我就感觉，这孩子挺阳光的，不怵镜头。”
拍摄《进城记》时，焦波找了很多主人公都不太合适，于是又想到了覃猛。一番详聊后焦波发现，这个年轻人很有想法。“他不是传统的农民，他身上有特别积极向上、青春阳光的一面。虽然他从小特别穷，和爷爷奶奶住在山洞里，18岁就出去打工了，但这孩子对人生有追求，还特别好学。”
覃猛平时就喜欢用手机拍小视频，被选为《进城记》的拍摄对象后，他更留心把自己的生活点滴用手机记录下来。在《进城记》的最终成片中，有五六段视频都采用了覃猛的自拍。“他从老婆怀二胎，一直拍到新生命在城市的诞生，这些素材比我们拍得还要生动。”焦波称赞道。
电影拍完后，覃猛就跟着焦波团队学习摄影，刻苦钻研技术，不到半年时间，已经成长为一名成熟的摄影师。覃猛自豪地表示：“我是脱贫攻坚的受益者，很荣幸能同时成为它的记录者。”
下半年发布纪录电影《俺爹俺娘》
已过花甲之年的焦波，从2012年起把镜头对准了乡村，陆续拍出《乡村里的中国》《淘宝村》《出山记》等多部纪录片，见证了贫困地区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为脱贫攻坚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影像档案。他动情地说：“八年拍了九部纪录电影，终于可以向脱贫攻坚交卷了。”
这次拍《进城记》，看起来比在大山里的拍摄条件要好多了，但难度却成倍增长。“出山的故事是写在脸上的，而进城的故事是藏在心里边的，思想上的纠结和精神上的脱贫很难拍，所以《出山记》拍了一年，《进城记》却拍了三年。好在我们团队有股子轴劲儿，不拍好不回北京。”
和以往的每一部片子一样，焦波要求他的团队和搬迁村民们住在一起，随时聆听他们的声音，感受他们的呼吸，记录他们的每一个细节变化。对于“农夫导演”这个称号，焦波深以为荣：“农民在土地里种植庄稼，我们在土地里种植故事。老百姓的粮食丰收了，我们的片子也收获了。”
从“出山”到“进城”，焦波团队踏踏实实的扎根土地，记录下四年里1400多个日日夜夜。2020年11月，该片制作完成便获得第26届中国纪录片学术盛典长片十佳作品的殊荣，焦波也凭借该片获得最佳编导奖。“回想起来，我心里非常复杂，片子成了，但苦了团队的这些孩子们，他们连谈恋爱的机会都没有。”
“中国纪录片之父”、83岁高龄的司徒兆敦教授也一直关注着焦波的创作。他说：“中国人不了解农民，就不了解自己，我之所以对焦波电影那么感兴趣，是因为他能拍到我心里去，让我想起我们的祖宗、前辈是怎么走过来的。”
作为献给建党百年的一份礼物，焦波计划今年下半年在家乡发布自己拍了30多年的纪录电影《俺爹俺娘》，他还想把自己的家乡打造成电影小镇。“让乡里乡亲为我的电影剪彩，这是一个游子报答家乡的方式。”他笑言，“发布完了，我就彻底回家种地了。我慢慢要退了，让年轻人多承担一些责任。”（记者李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