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庆出演的话剧《风华绝代》 （资料图）
新民周刊5月19日报道 “从中国的女演员来讲，自从有电影史以来，基本上没有女演员能够平安无事，从开始走到最后的。我是一棵峨嵋山上的野草，生命力强，有韧劲，到冬天看着这棵草已经死了，只要有点水给点阳光，我就可以复苏过来，和以前一样灿烂。”
美人迟暮与逆生长
有一部电影叫《20，30，40》，李心洁、刘若英和张艾嘉分别代表这三个年龄段的女人，演绎各自的爱与梦想。
而这一期的《新民周刊》，上演的是《60，50，40》，主演是刘晓庆、张曼玉和周迅。美人迟暮，是挡不住的似水流年。她们却依然高调追逐各自的梦想，不断地秀出新的风采。
世界上的老人越来越多，“扮嫩”也许将成为新的时髦。尽管外界会有非议，但“给点阳光就灿烂” 的张扬个性，却还是令人钦佩的。
娱乐圈不好混。那些“逆生长”的明星为了表面光彩，背后付出之大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所谓的“返老还童”和“不老神话”只是“看上去很美”，但是面对无法抗拒的岁月，我们依然可以保持一颗年轻的心。比如，40岁仍谈一场奋不顾身的恋爱，50岁重拾自己的喜好开始摇滚，或者60岁迎来自己的盛大婚礼和事业高峰……（钱亦蕉）
2014年4月12日，60岁的刘晓庆带着《风华绝代》到美国巡演，分别在洛杉矶帕萨迪纳剧场、旧金山佛林中心、休斯顿Hubby中心及纽约的寇登剧场演出7场。
巡演途中，刘晓庆还在斯坦福大学、莱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分别发表演讲。在赴莱斯大学演讲当天，休斯顿市长安妮丝颁布公告，确定这一天为“赛金花及刘晓庆日”。
4月17日，“联合国中文日”当天，应联合国副秘书长Vijay Nambiar的邀请，刘晓庆造访纽约的联合国总部。Vijay Nambiar向刘晓庆特别颁发贺状，授予刘晓庆“联合国中国文化传播推广大使”。
田沁鑫执导的《风华绝代》从赛金花20岁开始，讲述她二十余年的人生故事。在这个话剧里，刘晓庆演的是晚清名妓赛金花。目前，《风华绝代》的演出已过百场，田沁鑫认为刘晓庆有挡不住的魅力，刘晓庆也为了这部量身定做的话剧，使出了浑身解数：“演纯粹的话剧这还是第一次，主要还是想超越自我，创造一个新的成就。”
刘晓庆的汗水没有白费。4月25日晚，上海现代戏剧谷2013壹戏剧大赏在上海举行，刘晓庆凭借《风华绝代》获得年度最佳女主角。
《风华绝代》剧尾，刘晓庆说：“我红极一时，即便是人生大起大落，也挡不住我的光芒，我新时代女性的光芒。”这是赛金花对自己一生坎坷的表白，何曾又不是刘晓庆的心声？
“从我出生开始起，我人生的每一步，都跟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变革，由于我的个性原因，喜欢新生事物，都是处在历史变革的风口浪尖上。所以我的个人成长史，实际上和中国社会的大背景离不开，我个人成长历史，就是中国的发展史。我经常说，我这辈子经历特别多，起起落落，但每次都能从低谷里翻身，把握命运里出现的机会。我刚从秦城监狱出来，很多人都觉得我完了，当我在监狱里的时候，我的心反而特别宁静和坚定，我相信自己的命运会逆转，今天的我做到了‘咸鱼翻身’。”
刘晓庆的传奇，也是当代中国传奇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女性，她在“文革”年代成长，经历了计划经济和商品社会，在拒绝个性的集体社会里，从事业到爱情婚姻，她胆大妄为、我行我素，倡导个性解放和个人主义，从下乡知青到文工团演员，从电影明星到加入中国作协，从亿万富姐到阶下囚徒，再次回到演艺圈的中心舞台。
今天的刘晓庆，已经60岁了。这个年纪，很多演员、明星都已经淡出，光彩不再。但她却对我说，“这些年的遭遇和经历，让我觉得在表演事业上，我还有很多可能性，作为职业演员，我觉得路才刚刚开始。”
“文革”年代残酷青春
“中午的菜最好要有辣菜，不然吃饭不香。”在进化妆室之前，刘晓庆特意告诉助手。身为四川人，离开蜀地多年，她的饮食却离不开红色的朝天椒。在北京工作、生活了近四十年，她仍然是那个性格豪爽、品性耿直的四川妹子。
刘晓庆至今没见过自己的生身父亲。她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因为政治观点不同，生父和母亲就分开了。她3岁的时候，在中学当老师的母亲和身为大学教授的继父走到了一起，重新组合起一个家。上小学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本为中共川东地下党成员的继父、舅舅等人，一夜之间全都成了“叛徒”。
回想往事，刘晓庆觉得，自己的个性更多遗传于母亲。“继父很慈祥，母亲很严厉，从小我就十分倔强，母亲越是禁止我做的事情，我偏要试一试。我妈对我管教越严，我反抗力度就越大。我吃软不吃硬，母亲打我的时候从来不哭。”
“有一次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我在上面写道：‘我的理想是做一名演员，当我演出结束的时候，获得雷鸣般的掌声和鲜花。’结果作文讲评时，我被老师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说我是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目的不正确、好高骛远等。”
11岁的时候，四川音乐学院附属中学招生，刘晓庆被录取。一入校她就经历了小小挫折：因为条件不够好，她不能学习声乐，被分配学扬琴。她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看书上，年末汇报演出中，她的专业成绩是倒数第一，公开演出卡壳，一首曲子反复了七遍都在中间部分断掉了。
“那时候，因为羞耻感，我的好强心又被激发了出来。我玩命地练琴，当我学满三年的时候，我已是学校尖子试验田的一颗最年轻的种子：全附中只有一个比我多学三年的同学，得了八十六分，比我多一分，我是第二名！”
这段时期，15岁的刘晓庆也目睹了“文革”的残酷。四川是全国武斗最厉害的地方。“一次，几个学生冲进了兵工厂，开出来一辆坦克，横冲直撞，所向披靡，结果遇到另一派的反坦克炮弹的袭击，转眼之间，几个学生就成了焦炭，坦克也成了一堆废铁。”
附中三年即将毕业，刘晓庆这批学生是“文革”前最后一批毕业生，几年没有进人的省、市歌舞团及各个文艺团体都到学校来要人。没想到最后，入驻学院的工宣队队长下令：“文艺专业的毕业生，一律分配到农村当普通农民。”
刘晓庆被分配到了达县地区宣汉县农场。她所在的生产队有十几个人，只有三个女生。青山绿水，没有电灯，没有广播。一到晚上，只有星星点点的灯火。
四十多年过去了，她还记得第一天的劳作是手拿锄头挖地。“我从来没有干过农活，那些小伙子挖一下我就得挖十下。锄头在我手里越来越重，我头昏眼花，看看这块地的边缘，就像是大西洋彼岸那样的遥远，眼前一黑，扑通一下倒在田里，什么也不知道了。”她睁开眼睛，没人管她，大家若无其事地干活。她爬起来，挥动锄头，继续挖地。
青春期的浪漫和天真被现实击碎。她说：“我有点儿坚持不下去了，我第一次渴望着‘爱情’：如果有这么一个小伙子，他能够每天来帮助我挖地，只要坚持八个月，我就一定嫁给他。可是这个小伙子一直没有出现。”
成为新一代“电影明星”
农村的天黑得早。刘晓庆经常在屋门前，满天繁星下练琴。这时候，周围的知青和当地农民就跑来围观，听她的琴声。“我觉得不能丢我的专业，我的成绩太优秀了，绝对不能这样一锄头一锄头，把自己的生命挖掉。我时常望着星空，相信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颗。就抱着这个信念，没有放弃。”
种地两年，刘晓庆用尽办法，使出浑身解数，最后靠文艺特长逃离了农村，穿上了军装。
接下来，在很短的时间内，刘晓庆抓住机会回了成都，在集训班里拼命学习，终于调到了成都军区话剧团。接下来，如坐过山车一样，刘晓庆一路直升，从成都军区话剧团调到战旗话剧团，换了七八个单位，最后来到北京，落脚八一电影制片厂。
《海鹰》、《南海长城》、《四渡赤水》、《同志，感谢你》、《春歌》……但在很多人印象中，刘晓庆第一次出场，是在《小花》这部电影中。她接到北影黄建中邀请拍《小花》的电话，去黄山拍外景。 电影里何翠姑抬担架一场戏，刘晓庆在黄山的石梯上跪了几百遍。“有时吃完饭上楼梯，也要跪着走几步，后来膝盖又红又肿，跪下就疼得钻心。招待所的服务员看见我，还以为来了个神经病人。”这场戏深深打动了当时北影厂厂长汪洋，样片送回厂里，汪洋审查样本，看完电影后，他把刘晓庆拉到前台，对黄建中说：“小黄，把她调到北影来，你想办法！”
接下来的《婚礼》和《瞧这一家子》，让刘晓庆脱颖而出。那一年，刘晓庆同时获得了“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奖、文化部优秀创作奖、文汇电影奖。
在电视机还没有全国普及的情况下，电影和戏剧演出几乎是当时中国人唯一的生活娱乐。刘晓庆红了，她的照片到处都是，报纸、杂志、广播不时有她的名字，记者踏破了门槛，观众赞誉的信件如雪片般飞来。她成了新时代第一颗“明星”。
一边走红，一边被批判
“当我的照片第一次登上《大众电影》封面的时候，当我第一次看到人们蜂拥而至，只是为了得到我的签名的时候，读者来信用麻袋装我根本看不了的时候，云里雾里的感觉遍布我的全身。”
刘晓庆发现自己不能出门了。一次在街头饭馆和朋友一起吃饭，还没吃完就被围上了，等她突围时，身上的衣服被狂热的观众撕破了，墨镜和帽子早也无影无踪，脚上的鞋子也只剩下一只。
人们天真、习惯地把电影里的形象等同于演员本人。在《瞧这一家子》里，刘晓庆演的张岚是一个没文化、浅薄和疯疯癫癫的人。很多观众来信劝刘晓庆；“你演的张岚我们看了很恶心，你是在糟蹋自己。你是我们珍爱的演员，我们不忍心看你演这样的角色。”“你演得那么像，你本人就是张岚吧？”电影界内部的流言蜚语也不断。《瞧这一家子》以后，找她的各种角色全部成了负面的，都是女特务、女流氓、交际花一类的角色。
随后是《神秘的大佛》，这部武打片拿下了当年电影票房冠军，但影评认为这不是艺术片，而是一部商业电影，批评连篇累牍。上世纪80年代初还没有娱乐这个词汇。从学者、媒体到电影圈里头的人，都把电影当成艺术，视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社会上围绕刘晓庆的谣言四起：说她倒卖黄金、卖奖杯、自杀、他杀、被判刑、被毁容、生活作风不正派等等，流言蜚语遍布全国。 “我被打懵了，失去了自信，不停地为自己辩诬，讲我的表演‘理论’，希望人家理解，却没有人理我这一套，我感觉自己已成了一只乌鸦，再也洗不白了。”
接下来是《原野》。这部电影里的花金子让刘晓庆成为了一个成熟的演员。“我渴望演一个真正的女人，我迫切需要一部影片来证实我的道路，我要尽最大的努力证明我并不如大家想的那样没文化、疯疯癫癫以及那样的浅薄。后来的结果证明，《原野》接对了，让我在表演上真正地开了窍。”刘晓庆对我说。
曹禺看了电影很感动，他找到刘晓庆说：“很好，很动人，你演的比我写的还要好！”《原野》内部放映后，反映十分强烈。但因为种种原因，《原野》不被允许在国内发行。“《原野》被禁后，各种猜测、传说不胫而走，最多的说法则是说我们拍了两个版本，其中的一个版本是我拍了床上的裸体镜头。”
刘晓庆不知道怎么样才能使别人相信她没拍过裸体镜头。没有人听她的解释。
个人主义和第三者
此时，她的第一次婚姻出现了危机。
他的丈夫是解放军总政治部歌剧团的王立。在她的回忆录里有如下描述：“我没有什么感觉——我不能掩饰自己对男女之间亲昵的厌恶。在少女时代刻下的烙印像电影镜头在我们之间叠现，我反感婚姻生活，我讨厌男人。”
结婚不到四天，刘晓庆去拍电影了。等《小花》、《婚礼》、《瞧这一家子》三部影片拍完重回北京，再见到王立的时候，已是一年以后。“其时在我心里，离婚的序曲已经开始奏响了。”
“我和王立的距离越来越大。他要的是一个媳妇和一个温暖的家，而我要的是奋斗，要的是成功，身心都腾不出一点空来去顾及他。”恶性循环，“有一天，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本来就有心理障碍的我此时更不能接受夫妻间的亲热，王立的满腔热情遭到我前所未有的抗拒。经过长时间的搏斗，他终于恼羞成怒，打了我一记耳光。第二天天蒙蒙亮，我离家出走了。”
刘晓庆住到了北影厂招待所，再也没回过家。
在当时，她的离家出走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新闻。刘晓庆离婚的消息很快传遍了中国的大街小巷，作为“文革”后第一个公开离婚的中国电影明星，刘晓庆的绯闻成为几亿人的谈资。
“我走到哪里，都有人戳我的脊梁骨，对我指指点点，他们不厌其烦地打听我和丈夫为什么争吵，为什么离婚，盘问一切细节。这些话立即被作为新闻广泛传播，传回来时已加工得面目全非。”
让她恐惧的是她成了一个作风不正的第三者。“时常有人突然破门而入闯进我的房间里‘看看’；时常有人在深更半夜找男同事接电话找到我的屋子里来；每次我送男客人穿过走廊，背后总是传来窃窃私语，向我们投过来审视的目光；几乎所有到过我屋子的男同事都成了嫌疑犯。还有人当面问我：‘听说你床上功夫特别好？’”
时隔多年，谈到当时的处境时，她回忆说：“我那个时候没意识到一个电影演员，所谓的娱乐人物，是不能有个人秘密的，他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粉丝和影迷的。我当时迟迟不能接受这一点，一直在和这种不能改变的现实作艰苦斗争。”
在焦虑和不安中，刘晓庆接受了上海《文汇月刊》梅朵、余之的提议，为自己写一本传记。她在西苑饭店开了一间房，拔掉了电话，花三天时间写了《我的路》，发表在1982年第6期《文汇月刊》上。
这期杂志被一抢而空，加印了两次，还是供不应求。《文汇报》也开始进行连载。不久《中国青年报》刊登了几封读者来信，标题是“我的路通向哪里？”，并专门发表了编者按，第一句话就定了方向：《我的路》是一条个人奋斗的路。接着不少报纸都发表了批评文章，许多人在文章里批评刘晓庆“鼓吹机会，这是宿命论”。而刘晓庆认为一个人的成功就是天才＋勤奋＋时机，自己的成功就是因为遇到了许多机会，并且被她抓住了。
刘晓庆再次成了“典型”。刘晓庆的那句名言：“做人难，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做单身的名女人难乎其难”就是出自那个时候。
今天，回想往事，刘晓庆说：“《我的路》真正引起反感和轩然大波的原因只有一个：我在30岁就写了一本自传，让电影界、文艺界、媒体的老同志不满意、生气了。”
但在当时，排山倒海的批评把她吓得不轻。“我曾经几次有过自杀的想法，也曾两次实施过。”
她已经决定告别影坛了。然而，随着风向转变，刘晓庆又获得了新生，不仅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还去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影片《心灵深处》。
这部戏的导演是常彦，刘晓庆演的是女志愿军战士欧阳兰在战后担负起哺养战友遗孤的故事。因为这部电影，刘晓庆认识了长影厂的陈国军，他在电影里扮演刘晓庆的男朋友。他们第一次见面，陈国军就握了刘晓庆的手说：“将来你肯定知道我是对你最好的人！”
当时，陈国军已经成家了，妻子也是长影演员，他们有一个儿子。在回忆录里，刘晓庆写道：“我们俩一个孤男，一个怨女，一个干柴，一个烈火，一拍即合，稀里糊涂地不知怎么就好上了。当然，这在摄制组是司空见惯的事。大家在一起天天耳濡目染，尤其是演夫妻演情人又有剧情要求及表演的真实推波助澜，再加上三四个月四五个月甚至半年一年不能回家，可不是得有许多故事发生？”
开始刘晓庆也没把这事当真。“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前途，电影拍完故事也就结束了。再说他是有妇之夫，又是长春户口。”
但一件小事改变了他们。拍摄地所在的丹东电影公司请摄制组主创人员在市中心的一家饭店吃晚饭，结果饭店的服务员和经理把消息告诉了亲朋好友，消息一传十十传百，饭店里外围满了人。他们吃完饭往外走，围观的群众一下子拥了上来，刘晓庆被压在地上，在人挤人、人踩人的危险关头，陈国军救了刘晓庆，连拖带拽着向前跑，把她推进了小汽车。
这个英雄救美的行为，彻底征服了刘晓庆。《心灵深处》拍完，刘晓庆回到北京，参加《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的拍摄。回到长春的陈国军开始准备和妻子离婚，不断给刘晓庆写情书。
“我深知在那个年代离婚的艰难，他能够坦诚地告诉妻子我们的关系，充分证明他的光明磊落，敢于摊牌去离婚，足以说明他对我不惜牺牲一切的爱。”
陈国军的离婚进行得非常困难，持续了四年之久。妻子不愿意离婚，再加上长影全厂的反对，社会上正值严打第三者、重惩陈世美的运动。组织上开始召开陈国军的 “斗争会”，大会小会开了足足有三十几次。最后，陈国军的妻子在北京见了刘晓庆，长谈了两天，回到长春向法院起诉，提出和陈国军离婚，成全了刘晓庆。
刘晓庆给陈国军在北京找工作，每个月掏四倍陈国军工资的钱付给长影剧团，把他借调到北京，给他策划电影《无情的情人》，找蛇口招商局董事长袁庚拉投资，自己除了当主演外，也负责电影的后勤、经营、管理，成为了新中国电影的第一位独立制片人。也是因为这部电影，让刘晓庆和陈国军的婚姻有了裂缝。
